所以，改变这种状况，不仅是别人希望的，更是我们中国公民希望的。但是逼中国升值人民币改变不了它。只有改善人权，尤其是维护工农权益，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在市场经济全球化之际如果没有人权的全球化，“全球化”确实可能带来弊病乃至灾难。而消除了“低人权优势”后，中国不可能维持如今的原始积累方式，靠官商勾结压制工农吸引投资输出廉价商品来扩大“双顺差”的“竞争力”将大打折扣。对福利国家和自由国家体制的冲击也将减少。
那时中国经济还能如此高速地增长吗？这的确是个问题。但这种畸形的高增长真就那么值得不惜代价地维持吗？到了不可持续、难以为继时内外危机爆发不更危险吗？印度与民主转轨国家的成就都表明，没有了“低人权优势”，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会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要素成本优势（只是不会被人为压低得那么离谱），加上体制改善与中国人勤奋而富于创造性的特点，中国经济度过转型期危机而保持合理增长速度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当然可能没有现在“快速”，但增长效益的内部与外部分配都会比如今合理，内外关系会比现在和谐，而给中国与世界人民带来的福利增进更会远胜于如今。
“反全球化”能救社会主义吗？
显然，这样一种“低人权优势”下民主福利体制的困境，在当年铁幕高悬、“全球化”未成气候之时是没有的。像弗林特那样的“社会主义城市”，像GM那样“公司与工会势均力敌合作共赢”的福利体制，在没有日韩廉价车进口冲击前可以靠高于成本的车价来保持盈利，出现进口冲击后如果资本不能外流，或像GM在印度那样，外流后不能带来以“低人权”为条件的超额回报，劳资关系还可维持现状，并在发挥研发优势的同时等待日韩民主福利升级后低成本冲击力的减弱。但是“低人权优势”对资本的无穷吸纳力和廉价产品的无穷竞争力便使现状无法维持。因此欧美左派与劳工运动对“全球化”持强烈抵制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抵制不但难有成效，即便有，它对挽救欧美的社会主义或许有意义，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就完全谈不上了。如前所述，中国在旧体制下就是低福利的，甚至是“负福利”的——“福利”附加于特权，有特权者收入高福利更高，无特权者收入低福利全无，其“二次分配”不但不像民主国家那样会降低一次分配的不平等，反而是明显加剧这种不平等。改革前如果说中国的市民与农民两个身份等级内部各自的货币收入差异确实不大，然而城乡身份等级间的差异就相当惊人，而城市内部如果考虑“二次分配”，即等级森严的各种非货币“待遇”如医疗、住房、用车、公费家仆、教育特权等，那差异更是惊人。毛泽东当年就把当时的卫生体制称为“城市老爷卫生部”。而最近前卫生部副部长关于中国的公费医疗开支80％用在领导干部身上的著名言论更表明这种现象的一以贯之。
中国旧时的所谓补贴究竟意味着什么，更是“西方社会主义”者难于理解的。一次笔者在法国见到欧盟WTO农业谈判代表保罗·张万亭先生，他很不满于中国“屈服于美国压力”在“入世”谈判中同意较低的农业补贴率，因为这影响了坚持补贴农民的欧盟福利国家的谈判地位。这位先生想当然地认为：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必然热衷于补贴弱势的农民，如果竟不然，肯定是受到压力。笔者告诉他，早在毛泽东时代中美并无关系时，中国就从无农业补贴之说，相反那时以工业化为理由从农民那里强制“抽取”原始积累一直是基本国策，亦即对农民的补贴率低于零，是“负补贴”。如果能实现零补贴那对农民已是皇恩浩荡。这是体制的性质使然，与“美国压力”何干？倒是在加入WTO后的今天，我国开始补贴农民了，但也还远未达到美国主张的“低”补贴率。之所以在谈判中为高补贴率和美国讨价还价，是为了以“发展中国家”资格进入WTO，以便争取有利地位，与实际补贴农民多少根本就不相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