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苏东剧变对西方福利国家有冲击吗？当然是有的。主要是两点：首先，西方右派把“左派”一锅煮，借“共产主义”的垮台进行反“社会主义”的造势，致使后者声誉一度受损。正如1992年德国媒体上一篇评论“教皇通谕”的文章所言：现在能够名正言顺地批判“资本主义”的似乎就只有愤世嫉俗的教皇了。而“社会主义”一词是如此声名狼藉，以至于一些人连“民主社会主义”乃至“社会民主主义”的提法都回避不迭，改用起“民主左派”乃至“新工党”这类含糊称呼，此其一。更重要的是，剧变后欧洲一体化加速，东欧转轨国家的廉价劳动力与以此为基础的低成本产品进入西欧市场，同时吸引西欧资本流入，由此形成的竞争压力使西欧的高福利制度困境加剧，此其二。 ( http://www.tecn.cn )
但是这两个影响都不宜过于夸大。首先，剧变后的“向右一边倒”只是议会民主制度下“政治钟摆”的一次右摆，无论在剧变后的东欧还是在欧美发达国家，只要有议会民主，“钟摆回荡”迟早都是不可避免的。几年后不仅多数东欧国家出现了“左派复兴”，原先的发达国家也出现了“粉红色欧洲”和民主党的美国。 ( http://www.tecn.cn )
其次，更重要的是，剧变前的东欧各国与中、苏相比，斯大林主义不是很纯粹，也多少有些民主社会主义传统。具体说来，即是“专制”不如中苏，而“福利”则多有远远过之者。剧变之后在民主制度下，国家的专制权力很快消失，福利责任却不是那么好推卸的。甚至不但难以推卸，民主制下还有强化福利责任的压力。这和专制下的福利是统治者的权力而非责任、高兴了他可以赏赐你福利、不高兴就不给、你也不能问责于他、甚至饿死多少人他也无需承担责任是完全不同的。 ( http://www.tecn.cn )
因此在民主化后，即使是政府领导人个人理念上最主张“自由放任”的，如剧变后张口闭口要搞“标准资本主义”、“没有限制词的市场经济的捷克总理克劳斯，在民主捷克的公众意愿制约下其实际作为也是高税收、高福利、高保障，被称为“欧洲最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这正如像瑞典那样的民主传统下即便社会民主党下台，“右派”政府仍然不能不“违心地”维持高福利制度一样。同时民主东欧的工会、农会（当然不是官办的）都很发达，“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成为东欧国家转型期“困境”的突出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各国既不可能像中国那样“招商引资”，对西欧资本形成当初一些人想象的那种巨大吸纳力，也不可能依靠血汗工厂的“竞争优势”向西欧无限制地大量输出廉价商品。更何况，欧盟及欧洲经济一体化体制本身就具有维护欧洲福利国家传统的功能，东欧国家入盟谈判都需迈过“福利门槛”与“劳工权利门槛”。这本身也减弱了东欧低成本市场经济融入欧洲后对西欧福利制度的冲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