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奇迹”之谜：“左右共赞”背后的共同困惑
今天国际经济学界对中国认识千奇百怪，但荦荦大者不外乎三：其一曰“中国崩溃论”。即认为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只是浮夸造成的假相，实际则是内部危机与全球化压力日益严重，难免崩溃。其二和其三都相反，认为中国经济创造了增长与繁荣的奇迹，但对此则按西方经济学两大阵营的传统学理形成两种相反的解释：古典自由经济学把“中国奇迹”归功于经济自由化或市场化的成功，而左派经济学或凯恩斯经济学则归功于“社会主义”或政府干预、管控的成功。
我认为这三大主流认识都有严重偏差：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在全球化中应对自如是事实，“虚假论”、“崩溃论”不对。但这种增长既不像偏左的论者那样可以解释为“政府成功”，也不像偏右论者所言可以解释为“市场成功”，更与所谓“市场政府双重成功”的“北京共识”不相干。除了低工资低福利的传统优势外，中国更以“低人权”的“优势”人为压低四大要素（人力、土地、资金和非再生资源）价格，以不许讨价还价、限制乃至取消许多弱势者谈判权的办法“降低交易成本”，以拒绝民主、压抑参与、漠视思想、鄙视信仰、蔑视公正、刺激物欲来促使人的能量集中于海市蜃楼式的单纯求富冲动，从而显示出无论自由市场国家还是福利国家都罕见的惊人竞争力，也使得无论采用“渐进”的还是“休克疗法”的民主转轨国家都瞠乎其后。
当然如果不对外开放，这种冲动也不会有多大能耐。但是在全球化时代对外开放后，中国不像其他转轨国家受到“民主分家麻烦大，福利国家包袱多，工会吓跑投资者，农会赶走圈地客”的“拖累”，便出现了空前快速的原始积累。而这种方式造成的危机，则靠外部资源（资本流入、商品输出）的增益来缓解，同时通过全球化把危机向外部稀释：在靠铁腕压住自己的内部矛盾而维持“稳定”的同时，“中国因素”却使他国的内部矛盾增加：大量资本流出、商品流入和产业结构变化使发达国家百年来形成的劳资力量平衡趋于瓦解。民主国家（不仅欧美，连印度这种发展中民主国家亦然）的资本对本国的工会农会“惹不起躲得起”，他们在中国式的“专制市场经济”国家找到了既无工会又无农会、没有讨厌的环保组织挑刺、只要搞定了官员就可以为所欲为、甚至连税都可以优免掉的投资乐园。同时依靠“低人权优势”，大量中国廉价商品涌入各国，排挤了当地的相应产业。如此一进一出使各国劳工谈判实力面临崩溃，工会衰落，福利萎缩，移民、就业和公共财政陷入困境。不仅福利国家无法应付这种局面，自由市场国家也因无法与“血汗工厂”竞争而难以为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