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化过程中出现大量城市新移民，如何让他们在城市住下来，最终融入城市？在民主时代，或者允许贫民“自由”解决住房而容忍“贫民窟”，或者以福利国家方式消除贫民窟，成为两种基本选择，而普遍趋势是自由与福利兼有，尽管这些做法各有利弊，但今天的共识是：既不给自由也不给福利的做法已为人道的底线所不容。
真问题并非“贫民窟”而是拆毁“贫民窟”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城市化高潮。最近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言论，一亿四千万农民工进城，却没有出现“贫民窟”，创造了举世唯一的“奇迹”。可是接下来我觉得他就应该解释，这些人没有住在贫民窟，那住在哪呢？所有讲奇迹的人都回避了这个问题。
这些进城的农民工，他们是不是在城市买了商品房呢？估计很少。是不是住进了国家提供的福利房呢？好像也没听说过。是不是他们自己盖了一些棚户呢？好像也没有。那他们到底去了哪里，是上了天还是入了地？
现在某些人批评贫民窟，已经很少再说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了，因为这些国家的贫民区，至少在建筑景观上都是很漂亮的，而棚户式的贫民窟，大概只能在发展中国家看到了。于是，这些人就说，你看印度的贫民窟多糟糕、拉美的贫民窟多糟糕，而且说这些都是资本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恶果。
这些人关于资本主义造成贫民窟的理论，在19世纪恰恰是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严厉批评过的。恩格斯在《论住宅问题》一文中说道：穷人“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这“不是现代(按：指资本主义)特有的现象；它甚至也不是现代无产阶级遭受的一种和以前一切被压迫阶级的痛苦不同的特有的痛苦；相反，它几乎是同等地伤害到一切时代的一切被压迫阶级”。
换言之，“贫民窟”并非马克思恩格斯们批判的“资本主义社会”所独有。而“现代”真正特殊的问题是：城市主城区穷人“本来就很恶劣的居住条件”也无法维持了。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城市主城区的地价飙升，于是很多人盯住了这一块地皮，认为在这一块地皮上盖低档住房很不合算，千方百计要把城市中心区的穷人赶走，然后盖一系列豪华的建筑。恩格斯说，这才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真正问题。对此，我们不妨以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法国首都巴黎做个案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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