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3月党中央决定恢复中央党校，胡耀邦同志任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不久，分厂党委王书记找我，问我在那张调查表上写了什么，是什么意思，并问我那个农民是谁。我问，是谁问。王书记说，是胡耀邦同志。我讲了“发挥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内容。王书记高兴的说，让你接受调研是对了，这几句话很有力量。我还讲了，请出邓小平、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择机发表、寻求支持的话。并说，“两个凡是”是错误的，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来克服。王书记回去写了材料。
我在那张表格上写下的几句话，读起来，对于意在倡导农业改革来说并不明朗。那张表格到了中央，华国锋以及当时的中央领导干部也应当都有圈阅，只有胡耀邦同志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句话引起注意。后来，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时，当时的华国锋正在朝鲜访问，他得知该文发表的消息，并未受到惊动，显然他知道那句话，只是他没有认识到那句话，将对“两个凡是”的震撼作用。
1968年12月我到河北省邢台县会宁村插队，那年我十九岁。不久，我认识了中年农民梁天才，梁天才是个务农好手。他对我讲，单干的话他可以使亩产翻一翻。我很敬佩他的务农技术，第二天，我把他的话对生产队长李春德大爷讲了，希望他能重用梁天才。李春德大爷对我说，如果单干，他行，别人也行，翻一翻都不止，还会更多，不是农民不能干，也不是农民不干，村里养了那么多闲人，农民干活没劲……。李春德大爷还告戒我不要随便讲，许多人因为讲这些话，被打成了反革命。李春德大爷为此还和梁天才发生过争论，梁天才对我说，现在不要讲，以后当了干部再想办法，他说我能办到，我答应了。随后的几年里，我对建国以来的政治运动进行了反思，也读了一些理论文章，心中始终盼望着中央能够解决农民的问题，始终记挂着农民们的委托。
打倒“四人帮”以后，华国峰提出“两个凡是”，令人失望。没有办法，人们只好另寻突破。这时，我重读了毛泽东在1937年写的《实践论》，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又说：“人类认识的历史告诉我们，许多理论的真理性是不完全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了它们的不完全性。许多理论是错误的，经过实践的检验而纠正其错误”。毛泽东以“实事求是”为思想核心，在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新中国的建立中运用的尽善尽美。但是，在经济建设方面有许多不合时代特征的决策，农业集体化让千千万万的老百姓饿肚子，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件事，便是要吃饱饭。集体化实行了二十余年，粮食产量始终上不去，改革是必须的。华国峰作为毛泽东的继承者不能把握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精髓，不能看到前任的不足和错误，不能有所纠正和提高，只讲继承，不讲有总结、有提炼的传承，令人惋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