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8日，重庆晨报报道：浏阳市委书记农村租田种水稻，否认是作秀。湖南省长沙市委常委、浏阳市委书记易佳良去农村做了农民的“佃户”,以200斤稻谷/亩的价格租赁了农民2.8亩稻田种水稻。“种两季稻,一亩地收2000斤应该不成问题。”他否认了外界的种种传言,再三强调是一种纯粹的休闲、回归自然。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市委书记的稻田成了当地唯一插秧的田,周边的土地仍在季节性抛荒,“我们都是种一季稻,要不经济上划不来。”当地农民如是说。
4月28日，新华网报道： 一季度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8.3% 。国家统计局２８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比去年同期增长18.3%，增速同比上扬0.5个百分点。
4月28日，南方日报发表原广东省省长林树森专访：改革开放是“圣火”它照亮中国的道路。在专访中，改革开放就是“圣火”，这是朱森林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深刻认知：正是这团圣火照亮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正是改革开放发展了中国。林树森说，1987年，担任广州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1、广州的改革开放：价格改革震动中南海，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压力成功“闯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演化”是从价格改革开始的。广东的价格改革是从城市开始的。朱森林介绍，价格改革初期还没有上升到理论层面，但当时的广东经济学家卓炯特别提倡价值规律，广州乃至广东也都是按照价值规律，从实践中摸索来逐步推动改革的。最早的改革出现在1978年，芳村最先放开河鲜、蔬菜、塘鱼价格，此时正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81—1983年，广州全市蔬菜、塘鱼、水果等价格陆续放开。改革总是伴随着困难与杂音的。物品价格波动，菜价上涨较大，导致市民情绪波动，反应强烈。朱森林回忆了当时的“紧张”形势：有人说怪话，“形势大好，白菜三毛”(原来5分钱一斤)。有些人甚至写信告到中央，震动中南海，中央领导曾亲自打电话询问情况。“但长痛不如短痛。”朱森林说，广州不顾“阵痛”，顶着各方面的压力，成功实现了价格“闯关”：经过一段时间放开价格之后，价值规律发挥了杠杆作用，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副产品普遍增多，价格逐步回落，并日趋稳定。农民收入增加了，市民也得到了实惠。广州价格改革取得了明显成效，在全国反响很大。2、“拎着几个公章，带着几个人”，白手起家办起广州开发区。1984年4月26日，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筹备小组成立，朱森林兼任组长，对开发区的选址、总体规划、近期计划、引进项目选择以及机构组建等，制定了工作方案。同年6月19日，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朱森林任管委会主任，实施兴建开发区各项计划。开发区基本上是参照经济特区的模式，有较大的自主权。“正局级干部市里批，副局级干部开发区管委会批，政策相当于特区的政策。”当时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也很重视，省政府专门拨款3000万元作为开发资金，不能作其他用途，这让开发区从无到有地成立起来。后来各省凡是搞开发区的人到广州开会，都很羡慕，说广东省政府真是支持开发区建设。政策、资金的保证吸引了大量企业的进驻，刚成立不久，开发区的经济就已经占到全市的五分之一。后来开发区又从小到大，到成立20周年时，共有1800多家企业，50多家全球500强企业落户。“当时有种说法叫‘广大上青天’，说的是广州、大连、上海、青岛、天津等五个城市的开发区办得很红火。”朱森林说，广州开发区从实际出发、依托“母城”，发展非常顺利，办出了广州的特色。开发区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称得上是广州当时飞跃发展的一个缩影，朱森林介绍，1980年，广州经济实力综合指数在全国十大城市中排第6，居中下水平。1987年，担任市委书记的朱森林还提了一个内部做工作、对外不宣传的口号———“超天津”，并最终得以实现。1990年，广州综合实力跃居第三位，仅次于北京、上海。3、广东的改革开放：赶超“四小龙”的目标激发了广东人只争朝夕的精神，“干部群众奋起，齐心合力赶龙”。主政粤府后，朱森林真正感受到了改革开放前沿阵地的巨大变迁。刚上任不久的朱森林迎来了著名的“南方谈话”，这是一个关键的节点。“南方谈话”前，关于改革开放，关于市场经济，关于姓社姓资，总有这样那样的争论，人们的信心有些动摇，部分企业正在观望，广东何去何从?一切都在小平到来后有了答案。朱森林陪同了小平在珠海的视察行程，他说，“南方谈话”解决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是一次目标大定位(广东赶超“四小龙”)，是一次改革开放大动员，是广东的一个大机遇。广东再一次掀起了改革开放的大潮，着手研究如何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快经济发展步伐。广东赶超亚洲“四小龙”应该说是当时最热的话题，国务院副总理邹家华曾专门带队到广东调研如何在2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朱森林说，广东人深受鼓舞，立刻制定了赶超“四小龙”的规划。1992年7月1日，广东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加快广东发展步伐，力争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请示》，内容涵盖了赶超“四小龙”的目标和步骤。1991年到1995年，广东GDP每年递增19%，远高于规划中年均递增13.4%的目标，为完成20年赶上亚洲“四小龙”的计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改革渐至深处，压力很大，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进行了企业产权制度、投资体制、粮食购销制度等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深层次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改革到了上世纪90年代，已经不仅仅是小打小闹就能推动的了，产权制度的改革就是一例。朱森林说，当时的广东坚信一点，工业改革到了最深处一定是改产权，而不是浅层次的利税改革。实践证明了这个观点。当时在顺德进行股份制试点，广东的倾向是，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都应搞股份制，乡镇企业更应搞股份合作制。“压力确实很大，有人向中央写信说顺德的改革是私有化的典型。但广东没有动摇，还是坚定了改革的决心。”为了推动投资体制改革，广东采取了以桥养桥、以水养水、以电养电的办法来积累资金。比如东江的供水就是以水养水的典型，“将东江供水给香港赚来的钱投到水利建设上去”。6、从地域开放到领域开发，广东兼顾两者。通过全方位对外开放，广东实现了“全方位”提升。广东的对外开放是举世瞩目的。“地域的开放和领域的开发，两者同时兼顾。”朱森林介绍，众所周知，广东办了3个特区：深圳、珠海、汕头；1984年，广州和湛江作为沿海开放城市，进入全国14个沿海开放城市行列；后来，把珠江三角洲作为对外开放区；再后来，经国务院同意，又把河源、韶关、梅州也作为改革开放地区，南沙、大亚湾申请为国家级的开发区，从而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的格局，“上海开发浦东，而广州的浦东就是南沙”。领域的开发方面，最初的对外开放领域就是办三资企业、“三来一补”企业。接着，开放领域扩大到基础设施、能源交通、金融业、零售业、服务业等方面。朱森林说，以广深高速的建设为例，仅仅依靠广东自己的力量困难很大，融资不容易，后来还是联合港商进行融资才搞起来。1995年，广东的国民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8.5倍，翻了三番还多。。“八五”期间，农民的年人均收入增7.2%，城镇居民年人均生活收入增11.4%。7、寄望广东未来：广东必须要有更加强大的改革动力，应该继续保持“杀出一条血路”这种改革的勇气。广东正在进行新一轮的思想大解放，要争当落实科学发展观的排头兵。朱森林认为，如果说当年广东改革开放是先行一步，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在进一步改革开放中走在前列。朱森林说，政府的引导对于改革的推进确实很重要。实际上，一方面是本身怎么改革，另一方面是怎么积极领导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因此，中央正在搞大部制，而到了地方，我们的机构改革也要进一步推进。“还有农村的综合改革，城乡二元结构的改变，财税金融体制的改革，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这些都是当前广东正在面临也必须解决的问题。”虽说难题很多，但朱森林对广东的未来还是充满了信心，他说，用解放思想作先导，用革命的胆略和智慧来破解我们前进中的难题，继续为全国提供新鲜的经验。“当年我们杀出一条血路，我们改革的勇气很大，现在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改革的勇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