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消除苛政、暴政
董仲舒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认为：“圣人者贵除天下之患”，“天下者无患，然后性可善；性可善，然后清廉之化流；清廉之化流，然后王道举，礼乐兴。”（《盟会要》）“患”是什么呢？从东周封建生产方式的产生直到西汉中期趋于巩固的整个历史阶段，老百姓最大的“患”就是苛政与暴政。他认为苛政、暴政的祸患无穷，就是老百姓的作恶犯法行为，也多半是苛政、暴政之患逼迫出来的，因此必须消除苛政、暴政。如果苛政、暴政盛行，那么不管怎样施教化，要做到“性可善”、“清廉之化流”、“王道举，礼乐兴”，都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苛政和暴政呢？苛政是指国家繁重的赋税徭役。在董仲舒的论述中，暴政有两种。不施教化，而用过重的刑罚，这是暴政之一。他认为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设赏以劝之”、“设法以畏之”都是必要的，但必须“赏不空施，罚不虚出”，必须要有可赏可罚的事实根据，劝、畏都要有具体的表示，而且必须有确定的标准。针对罚，他说：“以畏罚而不可过也。”（《保位权》）这里的关键是“不可过”，过了就是暴政了。暴政之二是战伐。争战是违背德治、仁政的。董仲舒认为，过重的赋税徭役等苛政“苦民尚恶之，况伤民乎；伤民尚痛之，况杀民乎！”他痛斥道：“害民之小者恶之小也，害民之大者恶之大也；今战伐之于民，其为害几何！”他认为《春秋》最痛恨的，就是不倡扬德治，而以武力征服人，“春秋之所恶者，不任德而任力”，“春秋爱人而战者杀人”。他主张对那些不归顺者应“仁义以服之”，“此春秋之所善也”；如果“德不足以亲近，而文不足以来远，而断断以战伐为之，此固春秋之所疾已，皆非义也。”（《竹林》）但董仲舒也不是简单地一概反对战伐，因为在他看来，战伐里边也还有义和非义、道与非道之分。例如“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周无道而秦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这些都是“有道伐无道，此夫理也”（《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