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受禄之家”应该“食禄而已”。这个政策主张针对的是封建官吏和诸侯王等“食禄者”经营工商业和兼并土地与民（小农）争利的情况。董仲舒明确指出那些依靠国家俸禄过活的人，“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还要“乘富贵之资力”，来“多其牛羊，广其田宅”（《董仲舒传》）。这些人利用政治特权和手中的经济实力，渗入工商业界从事生产经营活动，买卖侵占土地，这在董仲舒看来是最不得人心的。封建国家从事这些经济活动，多少还是为了国家的公利，国家公利也是儒家“义”的一部分，只不过儒家伦理是反对从“与民争利”这种不义之途去获取国家利益罢了。因此国家的与民争利对义的损害还不是那样严重。而国家官吏和诸侯王等则不然，这些人完全是从私欲出发而追求私利，他们的行为不仅赤裸裸地侵害了老百姓的利益，而且彻头彻尾地破坏了仁义礼的规范。但这些人是一股强大的“与民争利”势力，他们不但下侵民利，而且对上怀着觊觎之心。董仲舒深知这股势力的厉害性，任何制裁他们的国家政策都很难凑效。因此他只能用道德主义的说教，奉劝那些“受禄之家”，既已通过国家财政的渠道取利于民，从而享受国家的俸禄，就不要再“与民争利”，应该谨守等级，“食禄而已”（《董仲舒传》）。
（4）“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土地兼并一直是整个封建社会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在西汉中期已经很突出，兼并的势力主要是封建官吏、豪强地主和商人等。在董仲舒的时代，地主土地私有制已经确立。董仲舒说：秦“用商秧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可见土地买卖是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董仲舒尖锐地指出土地兼并的结果是“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汉书•食货志上》），“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极愁苦，穷极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此民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董仲舒传》）。董仲舒描写当时脚下无寸土、无以聊生的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汉书•食货志上》），可见土地兼并这一“与民争利”给老百姓所带来的贫困惨状。董仲舒对井田制怀着无限惋惜之情，但其实现已经根本不可能。因此尽管面对“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的严重土地兼并局面，他也没像孟轲那样直接提出“制井田”的主张。他说，“古井田法虽难卒行”，但“宜少近古，限民名（占）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汉书·食货志上》）。他只是提出限田的主张，并不寄希望于“难卒行”的井田制，可见还是想立足实际，兼顾既得者利益，可行地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董仲舒的“限田”思想和政策主张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著名中国经济思想史学
（陈嘉珉，2007年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