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认为，资本可以表现为三种基本的类型：经济资本，这种资本可以当下直接转换成金钱，这一转换过程是以私人产权的形式制度化的；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这种资本能够转换成经济资本，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教育资质的形式制度化的；社会资本，它由社会义务（“联系”）所构成，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换成经济资本，而这一转换过程是以某种高贵身份的形式被制度化的。
在布迪厄看来，文化资本可以以三种形式存在：具体的形式，即以精神或肉体的持久的“性情”的形式存在；客观的形式，即以文化产品的形式（如图片、图书、词典、工具、机械等等）存在；体制的形式，即以一种客观化的、必须加以区别对待的形式存在（如我们在各种任职资格中看到的那样）。
文化资本作为一种资本，自然也会与政治有一定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讲，政治传统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资本，而政治体制对于文化资本的表现方式如文化产业及其政策，则有着直接的影响。
让我们回到上古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区。亚历山大未建立亚历山大帝国前，在父亲菲力普的安排支持下受教于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是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因此代表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先进文明，他的教育对亚历山大以及亚历山大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罗马历史学家对亚历山大这么评价：“亚历山大在野蛮民族中建立了70多个城市，在亚洲培养了希腊式的帝国行政官员。”亚历山大确向东方开始了一次巨大的移民浪潮，鼓励希腊殖民者迁入他们的占领地区来发展殖民地的城邦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历史学家接着说：“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地区，亚历山大借用希腊文明击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从此亚历山大征服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亚历山大死后，亚历山大帝国一分为三，分别是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朝和安提柯王朝。帝国的分裂并没有终止希腊移民浪潮，恰恰相反在争夺希腊人才方面呈现“三足鼎立”，最终开启一个东西文化融合的希腊化时代，而这一时代正是希腊人凭借文化资本传播文明的时代。
对于希腊人来说，城邦被定义为独立自主且不受任何外部力量约束，在这样较温和的环境中，他们可以自由的谈论和进行建设活动以发掘自己的价值，因此没有城邦是不可想象的。无疑，希腊化国王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发挥才能的准魔力。在希腊化城邦中，希腊人代表了一个精英团体，他们有自己的法律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这为他们的文化资本铺展开来进而接近权利中心提供了可能，事实证明，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并且形成一个风气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