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好路有业主，他就会收钱，收的钱也相当于政府抽税，使有些人因此改走坏路。所以他说这个社会成本跟私人成本有分离，只是因为公路没有私有产权而带来的问题。
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科斯定律”，但是奈特的分析不够清楚，我看了好几次才明白，所以就变得（没人知道了）。说起来奈特不拿诺贝尔奖是没有道理的，他的五个学生都拿了诺贝尔奖，他自己怎么拿不到呢？
所以他这篇文章就应该拿诺贝尔奖，他的分析是很精辟的，牵涉到很广泛的问题，但是很难读。我在1967、68年的时候见过他本人几次，亲自感谢他的文章。但是他在诺贝尔奖颁发5年后就去世了，所以没有拿到诺贝尔奖。
奈特写了这篇文章批评庇古的例子，但是庇古没有回应，只是在他的《福利经济学》再版的时候，从书里删掉了这个例子。如果他当年回应，双方争辩起来的话，经济学的发展会好很好。但是他（庇古）逃避现实，所以社会成本问题也因此一直推延下去。
在庇古的书里边，还有其他例子，只是没有两条路的这样含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工厂污染的例子，一家工厂烟夕排出的煤烟污染了邻居，这家工厂不理邻居的损失，只考虑自己生产的成本。那么在当时的看法，因为社会成本大于私人成本，这个例子虽然在书里只有一句话，却变成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当年他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比如种田，铁路经过的稻田，因为火车煤烟对两边农作物有损害，也是私人成本跟社会成本分离，因为火车的成本并不止运营成本，还要加上对农田的损害。
1969年我的老师阿尔钦和斯蒂格勒去日本玩，在火车上看到两旁的农田，就问列车员火车两旁的农地卖得是不是便宜一些？因为受到火车损害。
但列车员回答说不是的，他说在火车两边的农地值钱一些，因为火车吓走了田里的飞鸟，因此农田更贵一些。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笑话，是斯蒂格勒亲口告诉我的，
后来到科斯退休的时候，斯蒂格勒去致辞，他讲笑话在经济学家中是很有名的。他上去正要讲时，突然大叫一声张五常，原来他看到我，然后走到我的坐位边上问我，几年前我跟你说的那个火车例子是什么例子？因为他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跟他说飞鸟飞鸟，他一下想起来，回去继续演讲，说感谢张五常提醒我这个故事。
到了5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盛行，你们现在去翻50年代和60年代早期的经济学报，几乎都是关于经济发展理论的。发展理论的一大流派，就是社会成本与私人成本的话题。也就是外部效应的话题，英文叫externality，就是讲一家公司怎么可以增加外部利益，减少外部损害的投资。所谓外部，就是收不到钱，或者不需要赔偿的那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