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科斯在维吉尼亚教书，看到了这份学报，惊为天才之作，就在1958年寄了一篇文章给戴维德，戴维德一看，也惊为天文，但给他芝加哥的同事看，个个都说错，要作者修改。
但科斯死也不肯改，戴维德说不改不行，但科斯还是死都不改。结果戴维德就说发表可以，但你要来芝加哥大学做一次报告，解释这篇文章。科斯说演讲就算了，你可以找几个行内的朋友，大家一起谈谈。
这就是后来在1960年，经济学历史上最震憾人心的辩论。科斯1959年发表这篇文章，人人都说错，但戴维德就把文章排在学报的第一位。这就是那篇著名的《美国联邦传播委员会》（The 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我个人认为，这篇文章是过去100年以来最重要的一篇文章。而在1960年那一年，人人都说它是错的。
有的时候人是有运气的，因为科斯是做专利研究，他是研究传播专利的。所以他到美国继续研究这个传播专利，而传播在英国是受政府管制的，而在美国则不受政府管制。所以他就追溯历史，美国传播行业这么庞大的一个管制机构，它的权力是从哪儿来的。
所以科斯就去追查传播委员会的权力是怎么来的，结果他发现，原来是当年波士顿附近的渔船出海，每只渔船都用无线电跟岸上联系。但是海上有很多船，音波频率是一样的时候，大家就会互相干扰，有时小孩乱发天气预告（所以才出现了委员会管制）。
科斯就说，为什么要管制频率呢，你把音波频率拿来买卖多好？只要权利界定得清楚，谁要买谁要租，产权属于谁清楚（就不用管制）。而现在这种混乱的情况，就是因为权利界定不清楚。
接着他又举了个例子，说这块地是我的，我在地里种玉米，你把汽车停在地里，当然损害了我。如果这块土地是我的，我有权种玉米，你可以停车，但要给我钱。
但科斯反过来又问，这块地是我的，我有权不让你停车，那就损害了你的自由。但是如果你有在这块地上的停车权，你有权停车，那我就要付给你钱，请你不要在这里停车。科斯就说，权利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要界定清楚。
如果你没有停车权（而又想停车），那你可以给我钱；而如果你有停车权（我又不想让你停），那我就给你钱让你不要停。他在文章里就说到这句话，“清楚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就是非常重要的科斯定律。
这句话没有人注意到，直到我后来写英文论文时指出来。但是这么浅的问题，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不同意，他说我开家工厂污染邻居，不是我要补偿邻居，而是邻居要补偿给我（让我不要排污）。你把车停在我的地里，不用给我钱，我反而要付钱给你，这一点他们怎样都不同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