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停车的例子，科斯知道联邦传播委员会那个音频的互相干扰的代价，只要权利界定清楚，就可以通过市场成交。他认为这跟玉米地的例子没什么不同，不一定是停车的要补偿种地的，有可能是种地的要补偿停车的。
科斯是很幸运的，你说工厂污染邻居，工厂是坏人，邻居是无辜；在种地与停车例子里，停车的是坏人，种玉米的人无辜。所以不管怎样都无法理解无辜者为什么要补偿坏人。
而在科斯的例子里是没有好人坏人的，我干扰你，你也干扰我，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正因为如此，他在做这个案例分析的时候，就无需做任何价值判断。然后再把这个例子延伸到停车和工厂污染的例子里，顺理成章。
后来在1960年的春天，这是最有名的了，科斯到了芝加哥，在弗里德曼家吃晚饭。戴维德请了当时最厉害的经济学家到家里跟科斯辩论。连科斯在内总共11个人。科斯先说，他说假如工厂污染环境，你们认为邻居应不应该向工厂索赔？大家都说应该，科斯说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就吵起来了。
吵了两个小时，在参加的十个人里，我问了八个人，那天晚上的辩论轰动了整个芝加哥经济学界。科斯说他死都不认错，辩了一段后弗里德曼站了起来，把每个人都批评了一顿，每个人都错了，只有科斯还站在那里。
我记得其中有人告诉我，当晚离开时已经是深夜，但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刚刚见证了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庄逊当时在英国，他是芝加哥很有名的一位经济学家，他拍了一封电报给芝加哥大学，说恭喜一位英国人再次发现了新大陆。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但科斯的经济学观点相当于再次发现了新大陆。
因为这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中所有的外部效应，所有的社会成本问题，都要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而这个发现）对于当时中国的经济改革特别重要，当时我写文章，1979年写的，向北京的朋友解释市场的运作的时候，你只要提到私有产权，北京当年不能接受“私”字的，（在中国文化里）私相授受，谋取私利，夹带私货，没有一样是好的。
但是当我拿出科斯的观点时，说（市场运作的前提是）权利界定要清楚，北京的朋友接受了。到今天他们也没有完全接受这个“私”字的。私营还叫民营。但是他们接受权利界定。
我带弗里德曼1988年的时候见赵总书记，他讲解给弗里德曼听，为什么权利界定那么重要，其实是从我这里学过去的，我又是从科斯那里搬过来的。
同样的思想，同样的产品，包装不同。所以中国有今天。权利界定清楚，其实就是私有产权。当年我从阿尔钦那里学的，学产权问题，谁不知道私有产权重要？但讲不出来什么样才叫私有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