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途径：单独建立面向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近年来，上海、成都等地以建立农民工综合保险为标志，在这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这种办法比较适合农民工流动性强的特点，制度“门槛”低，政策可操作性也强。据此，有不少专家学者重点推荐这种办法。但从国家社会保障制度体系的总体设计来考虑，这种办法其实也是不可取的。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社会保障制度设计都必须坚持公平、统一、普适、简约等核心原则。应当把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个平台，使其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人群，为他们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起点；而不能简单根据不同的人群设计不同的制度，把社会保障搞成“条块分割”、“三六九等”。这样，不但制度复杂混乱、难以衔接、管理运行成本高，也直接影响了社会保障的公平性和社会安全网作用的发挥。现在，一些地方在同一个城市搞了五、六套社会保障制度，如“城保”（城镇社会保障，适用城区）、“镇保”（小城镇社会保障，适用郊区）、“综保”（农民工综合社会保障，适用外来务工人员）、“土保”（土地被征用农民社会保障，适用失去土地、“农转居”的市民）、“农保”（农村社会保障，适用在乡农民），表面上看起来制度体系很完善，但实际上却是与市场经济相背离的，是权宜之计，这些不同制度将来还是需要统一的，届时会付出更大的改革成本。
第四种途径：统筹城乡，重新构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这是一种新思路，就是既不是强行把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不是简单地另外建立一套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而是从根本上打破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着力于建立制度模式全国统一、覆盖城乡居民、城乡和地区保障待遇有所差别的社会保障体系，以此一并解决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我们必须承认，现行城乡分立的二元社会保障结构是不合理的，不利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城镇社会保障体系也是不完善的，制度设计不够科学，覆盖面过窄且扩面难，财政和企业负担重，管理和运行成本高，迫切需要深化改革；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长期滞后的局面必须尽快改变，早动手、早主动，代价也低，而且经过改革开放20多年的发展，我国已经基本具备了推进农村社会保障的基本条件。从城乡统筹的角度解决约2亿农民工（进城务工约1亿人、在乡就地非农转移约1亿人）的社会保障问题，不但是维护农民工自身权益的需要，而且也是深化城镇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建设的一次重大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