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什么叫发展，现在有很多讨论，似乎比以前有了更多的自觉性，而且还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共识。然而为什么要“接轨”呢？据说，发展就要走出去，就要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而国际市场是有规矩的，所以守规矩就要接轨。这话听起来并不错，但是，接轨显然是一方遵从另一方，没有结合可谈。如果说这里讲的是形式上的结合，那么它不仅受发展性质的制约（比如“人权”标准就无法接轨）；而且必须使结合本身成为另一种规则。很显然，这种新规则在性质和形式上都不具有一方“接”另一方“轨”的关系。
当然，我并不是说现在只是在这种消极意义上简单地运作接轨，但潜在的心理却是以西方为进步、为文明、为发展标准。尽管讲中国特色，也认识到要有科学发展观，还要构建和谐社会，但是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上的中西方“结合”其实是出于现代化的迫不得已。现代化就是世界范围穷国追赶富国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世界所有国家都充分现代化了，不同的只是贫富序列中的水平差距。因此，出现“接轨”的说法和做法原本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它们与“结合”无关，即使是形式上的结合，也应该是一种创制，比如“建立国际新秩序”之类。然而不行，无论有什么新秩序，也不管人们是否已经认识到零增长是最好的生存状态，总之都要竞争、都要追赶，也都只能把这些叫做发展。中国也是一样，不仅要加入世贸，而且还要跟着反恐。这里并不涉及加入世贸和反恐本身对不对、好不好的问题，而是提醒不要把接轨当成（哪怕只是形式上的）结合。
最后来谈一下文化心态，也就是价值观的选择问题。其实，上面讲的性质和形式都有明显的选择问题，比如，中医和西医在要什么样的健康方面有不同的原则；各国的发展也有一个轻重缓急、甚至阶段权宜的选择问题。不过，文化心态显然最能够体现价值选择，因为作为有价值而得到选择的东西才成其为文化。
对此，最恰当的实例是说话，因为它是文化最一般的表现形态。在这方面，中西方的结合似乎最有现实性，因为无论思想、观念、学术，还是行为、规范、标准，和西方的关系一直就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绝的突出话语。但是，也恰恰是在这里，结合的误区体现为一幅可悲的图景，即民族精神的软弱化和贫乏化。这个问题我在《语用文化的意识形态转换》（见《文艺研究》2005年第3期）有过专论，这里只是以此为例来简要说明中西方结合中的价值失范或者说价值取向的误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