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暨武汉能否成为中部崛起战略中的第五增长极？

肖晓勇[①]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经济学院，湖北武汉   430060)

摘 要：随着在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地区发展又一次成为人们观注的焦点，本文就是针对这一焦点，分析了湖北能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成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与现实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中部崛起；经济地理横轴。

一、       问题的提出

今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指出：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要坚持推进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加快发展，形成东中西互动、优势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新格局。同时,随着“五个统筹发展”战略的提出及全方位开放带来的发展重点调整，也是出于全国经济协调发展和稳定政局的需要，我国的发展重心必须稳定中部、壮大中部、突出中部的凝聚力和战略地位。这是我国中部崛起战略定位的基本依据。目前，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格局中，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已经进行了明确的战略定位，那么如何使中部地区经济走出 “中部塌陷”的阴影，跟上全国经济发展步伐，实现跨越式发展，这是摆在中部地区各级政府和全体人民面前的一个重大而迫切的课题。中部五省在这次发展战略中各自如何发展，尤其是湖北作为中部地区的经济强省，在中部崛起战略中是否能成为我国第五增长极，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成为我们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二、中部崛起战略需要增长极

1、加速湖北经济发展是国家在中部地区培育“发展极”的需要

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发展，往往不是均衡增长，而是首先依靠某些城市和集镇，按照最优的线路，培育一些发展极，然后通过不同途径产生扩散效应和吸收效应，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最终影响，法国发展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尔鲁克斯（Francois Perroux）认为[②]，增长的势头往往集中于某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而这些主导部门和有创新能力的行业聚集的地区常常是中心城市，于是，这些中心城市就成为发展极（Development Polts）。发展极对它所在的地区能引起扩散效应。发展极理论者的政策建议是，如果一个不发达国家或地区缺少发展极，那就应该创造发展极。

    发展极理论告诉人们，要使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经济迅速起飞，则必须根据区域不平衡发展状况，创造发展极，使条件优越的地区尽早达到起飞的临界点，进而实现经济全面崛起。当前，我国区域发展格局中，东部地区已初步形成了以香港、广州，深圳为发展极的珠三角城市群，以上海为发展极的长三角城市群，以北京、天津为发展极的环渤海城市群，成为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引擎，三大发展极正步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成熟期，有其先发优势，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推动下，形成以重庆为发展极的四川盆地城市群，整个西部地区经济呈现集中、连片发展的势头，有其后发优势，从整体上形成了以京、沪、港、渝四大发展极带动全国发展的区域经济格局。这一批经济发展极，具有对内对外双向辐射和吸引的扩展效应，对全国的经济发展定将产生巨大的促进作用。但由于我国幅员辽阔，内陆腹地深广，因而还必须在我国广大内陆省区选择和培养一批新的经济发展极，以增强内陆省区参与国际经济交换能力，形成逐步推进的整体开放格局。

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提出，中部也迫切需要一个发展极来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然而，以香港、广州，深圳为发展极的珠三角城市群，包括现在的“泛珠三角”，虽蓬勃发展、日新月异， 但其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内部省份的经济。直到现在，以以香港、广州，深圳为中心的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中部经济的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以上海为发展极的长三角城市群，其对中部经济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暂时还难以舞活中部经济，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以北京、天津为发展极的环渤海城市群，经过几年的努力，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对中部地区的影响更是微乎其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1998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三大发展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三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十分微弱的，不可能产生预期的波及效应及双重追逐态势，甚至会加剧不平衡。究其原因有三：

（1）空域过大，难于产生大跨度波及效应。极核的波及功能既取决于其能量大小，又取决于距离远近，一般只适应于近距离波及覆盖，其力度随着距离扩大而缩小。而我国国土面积达960万平方公里，东西距离7-8千公里，以东部50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域经济能量带动中部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显然是力不从心的。

（2）中间传递无力，波浪平推受阻。城市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东部地区特大城市发达，大中小城市密集，城市体系呈序列等级结构，且水平较高，而中部地区首位城市不足，特大城市缺乏，西部地区缺乏特大城市，中小城市不足，中西部城市体系均呈不完全的等级的等级序列结构，这样使东部的带动效应，在由东向西波及扩散过程中，出现大量断层，成为死波，无法到达广大的中西部地区。

（3）东部地区的条件不足，传导机制不全，东部带动的关键是东西产业关联度要大，经济联系要紧缩，交通基础、市场设施要完善，但在当前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利益矛盾突出、水运衰落、铁路不便，空路短缺的情况下，自然难于产生以东带西的效应，必然会发生嬗变，向轴化方向演变。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

随着东部“三极”的进一步发展，中部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中部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

 

从这一总体格局出发，如图（1），中部地区特别是湖北武汉正处于东西向长江经济带和南北向京广线经济带两个较发达的经济带交汇处，具有强大的经济建设承受能力。把湖北作为中部地区一个新的经济发展极加以重点培育，加速其开放开发步伐，对于推动中部经济发展，提高中部国际化交换程度，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布局不合理的一面，使生产力向着合理方向推进，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新的经济发展极在我国中部也必将产生强大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

2、从国际经验来看中部崛起需要发展武汉这样的区域中心城市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进行区域经济发展时，好多地区存在着一种新型的空间结构现象，即陆玉麒教授所称的双核型空间结构现象，简称双核结构模式[③]。双核型空间结构由港口城市和区域中心城市及其连线所组成。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的基本涵义是：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需要有两个“核”来推动：一是区域中心城市，二是港口城市。  从港城关系角度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一种特殊的港城关系，双核型空间结构中的端点城市，即区域中心城市与港口城市的组合，构成了一种空间尺度更大、区域效应更为强烈的广义港城空间结构关系。从作用机制看，双核型空间结构是区域发展中一种比较有效的空间结构形式。因为中心城市要对所在区域充分发挥作用，在其它因素相同下，其对区位的最基本要求是趋中性，即应当尽可能位于所在区域的几何中心。然而，由于与区外交往的需要，则需要拉动中心城市的区位向区域边界方向推移，以至有不少区域中心城市位于区域边界上。这虽有利于与区外的交往，但并不有利于对所在区域的带动。而双核型空间结构则兼顾了这两方面的需要。因此，双核型空间结构实现了区域中心城市的趋中性与港口城市的边缘性的有机结合。一方面，港口城市由于可以充分发挥水运的低成本优势而往往成为中转枢纽，并可以在此发展相应的临水型产业；另一方面，港口城市的发展同样依赖于区域中心城市的支撑。这方面，位于河口的鹿特丹行使的是门户港城的功能，杜伊斯堡作为鲁尔区的门户，事实上是作为整个莱茵河流域的区域中心城市而起作用的，两者构成的全球最大的双核空间结构，在欧洲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发挥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纽约—芝加哥构成的双核结构，是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也具有特别的代表性。

早在1820年，美国东北海岸有4个主要港口（波士顿、纽约、费城和巴尔的摩）在竞争欧美间的贸易市场。1825年，纽约很快超过了其竞争对手，一跃成为全美最大的城市，原因就在于它有芝加哥这一个内陆中城市作为巨大的腹地支撑。在美国资源和欧洲工业品回流之间，阿巴拉契亚山脉是一个巨大的费用和时间障碍。但纽约（New York）位于哈德逊河的入海口，而哈德逊河几乎是海岸城市通往阿尔巴尼的唯一通道。在阿尔巴尼、哈德逊河与把阿巴拉契亚山脉切成山谷的默哈克河汇合。1825年，连接哈德逊河和五大湖区的伊利运河建成通航，将哈德逊河—默哈克河与伊利湖连接起来。这样，就完成了美国中西部通往欧洲的大西洋贸易线路之间的水上联结，而且必须经过纽约。这种与主要交通干线相关的区位因素，突出了纽约的地位，极大地推动了纽约的发展。到19世纪中叶，纽约逐渐成为美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和集金融、贸易、旅游与文化艺术于一身的国际大都市。纽约在对外开放的同时，不断开拓腹地市场，开拓资源空间，而内陆地区则需要沿海城市群融入世界经济，这就使纽约与芝加哥有机地结合起来了，纽约是美国第一大港口，占全美对外贸易周转额的1／5左右，充分发挥了航运中心的作用，与内陆中心城市—芝加哥一起积极拓展内陆腹地，带动了整个美国中西部经济的发展。

芝加哥是美国内地最大的一个城市，人口278万，仅次于纽约、 洛杉矶而居第三位，是五大湖地区最大工业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东北部，密歇根湖西南端。面积590.5平方公里，人口278.4万。大市区由库克等6县组成，包括周围许多卫星城镇以及印第安纳州西北滨湖地区诸城，面积12061.6平方公里。以芝加哥为中心的480公里范围内，集中了全国近20%的人口，为纽约进行腹地整合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9世纪中叶起，沟通五大湖地区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伊利诺伊-密歇根运河建成，横贯大陆的中太平洋铁路等也相继通车，促进城市工商业发展。20世纪初，中西部已是美国最大的谷物和肉、乳产区，五大湖地区煤、铁资源等的开发使芝加哥迅速成为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城市和交通、工业中心，商业和金融业也日趋繁荣。工业部门齐全，重工业占优势，轻工业也很发达。是全国最大的钢铁和肉类加工工业基地，农业机械、运输机械、化学、石油化工、电机、飞机发动机、印刷等也在全国居领先地位，还有木材加工、造纸、电子、纺织、服装、面粉等工业部门。工业主要分布在芝加哥河南北及运河两侧，其中近城中心的卢普工业区工厂密度很大，为重要轻工业区；市南的卡柳梅特工业区多大型企业，是以钢铁为主的重化工业区，在卫星城加里有美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商业、金融业繁盛，贸易公司有千余家，著名的西尔斯·罗伯克公司是美国最大的零售企业；批发零售额在国内名列前茅，并是世界主要的邮购中心。金融机构有美国第七储备区银行和中西部证券交易所等，后者是全美第二大证券市场。旅游业也很发达。

    芝加哥是美国最大的铁路枢纽，美国中北部30多条铁路线的集结点，城市铁路线总长(1.24万多公里)和年货运量(5.12亿吨)均居世界各大城市之首。公路交通发达，12条公路干线经此，是州内公路系统的中心。此外，又是五大湖地区重要湖港，船只可经伊利运河一哈德逊河或圣劳伦斯河出海，市内有3个重要机场，其中城西北的奥黑尔国际机场是美国面积最大、客运最繁忙的机场，年旅客流量达3000-4000万人次。也是美国主要文化教育中心之一。大市区内有95所大专院校，建于1891年的芝加哥大学享有国际声誉，该校的东方研究所和博物馆以收藏东方艺术珍品著称；还有伊利诺伊大学、伊利诺伊理工学院、西北大学等著名学府。

总之，以海港城市纽约与区域中心城市芝加哥，以及分布其间的汽车城底特律、石化工业发达的克利夫兰等构成的双核型空间结构，构成美国最重要的产业发展轴线。该轴线以伊利运河（由沿海地区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通往大陆腹地的一条可航水道、低地通道）的开通为导引，以综合性的束状交通运输网络的建成为标志。在这里，既可以方便地取得煤炭、铁矿，又接近发达的农业区“玉米带”和大湖水运。在大湖以南，还分布有不少专业化方向明显的中小工业城市。这个大致呈东西方向伸展的大产业带，被称之为“美国经济地理横轴”。也正是芝加哥的崛起，推动了美国中西部的发展。 

 以上的例子使我们意识到，双核结构模式的空间尺度可以很大，当足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时，可称之为经济地理横轴。那么，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在哪里？事实上，在长江干流地区，我们可以发现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这就是由上海与武汉所构成的我国发展潜力最大的双核型空间结构。在这里，武汉是位于长江干流上的区域性中心城市，上海则是位于长江河口的港口城市。[④]

武汉与芝加哥经济发展条件的比较 表（1）

很显然，武汉—上海与芝加哥—纽约这一对双核型空间结构具有特别明显的可比性。历史上将武汉称为“东方的芝加哥”至今仍有足够的现实意义。应该指出，从区位角度而言，由于纽约—芝加哥位居美国东北一隅，而上海—武汉则位居中国的中间地带，故后者具有更为明显的区域效应，亦即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具有更为明显的推动作用。无论是四个特区还是海南省，其区域效应（对全国其它地区的扩散、带动效能）与上海比较，远不在一个层次上。因此，就区域效应而言，唯武汉与上海在同一能级上，也就是说，通过对双核型空间结构模式的理论与实证分析，以及国际经验的借鉴，使得我们清楚地认识到应当以上海—武汉为核心，构建、完善和强化中国的经济地理横轴，以此推动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

三、湖北暨武汉具备培育“发展极”和赋有在中部崛起

战略中起领导示范作用的能力与基础

从以上的理论与国际经验分析来看，中部地区的确需要发展极来带动整个中部地区的发展，而湖北暨武汉是具备培育“发展极”和赋有在中部崛起战略中起领导示范作用的能力与基础的：

1 、区位优势突出，是我国内地最大的“三通”枢纽。湖北位于中部，处长江中游的洞庭湖之北，东西长约740公里，南北宽约470公里，总面积18.59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94%。湖北东邻安徽，南界江西、湖南，西连重庆，西北与陕西接壤，北与河南毗邻。湖北省内有长江流过， 且是长江流经10个省、市中里程较长的一段，形成了具有湖北特色的鲜明的区域经济特征。长江从河源至河口6300公里，在湖北境内占1053公里，且深水岸线长，建港条件优越，通航能力强。除武汉港外，还有宜昌、沙市、黄石、武穴、鄂州、枝江、石首、巴东等港口。而其他9省、市平均只占583公里，其中流程最长的是四川省，但开发困难。而且，湖北省会城市武汉区位优势突出，是中部地区唯一的特大城市，在中部区域内没有任何与之竞争的城市对手，它位于江汉平原东部，长江中游与汉水交汇处。在我国经济地理圈层中，武汉处于优越的中心位置，其内层与湖北省的荆州、宜昌、十堰、襄樊、孝感、黄石等城市相距300公里左右，中层与邻省的长沙、郑州、洛阳、南昌、九江等大中城市相距600公里左右，外层与京、津、沪、穗、渝、西安等特大城市均相距在1200公里左右，客观上起着承东启西、沟通南北的作用。

湖北与中部其它省份相比，在相同运输半径内具有更广阔的交换条件，是我国内地最大的“三通”枢纽。交通方面，长江与汉江在区内交汇，以长江为主干的航运水系连接我国中部的江河湖泊，构成一个庞大的长江中游水运网。向西北方向，通过汉江与陕西、河南相连，向西可达四川。向南经洞庭湖沟通湘、资、沅、澧诸水，顺江而下经江西、安徽、江苏、上海可达四海。全省拥有6个专用机场（天河、三峡、王家湾、沙市、恩施和襄樊机场）。“九五”期间已开通国内、国际及地区航线72条，可直航全国57个城市。武汉天河机场是华中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齐全的现代化航空港，设计为4E级国家一级民用兼国际备降机场，是全国十大机场之一。空中航线共107条。省内有航线通往沙市、宜昌和恩施，省外有航线通往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京广、焦枝铁路纵贯南北，在区内与长江两次呈十字交汇。公路四通八达，“106”、“107”、“318”等国道贯穿全区，通信方面，京汉广通信电缆和宁汉渝通信光缆交汇于本区，全省早在1999年长途光缆线路总长度就达到6237.6万公里，农村79.7% 的行政村通了电话。电信业务投资不断扩大，领域不断拓宽，技术越来越新，建设了以武汉为中心，黄石、孝感、襄樊、宜昌、荆门、荆州、鄂州为节点的省内宽带信息传输网，覆盖面广、功能齐全的省7号信令网、数字同步网和统一的电信网管网也正在兴建。并逐步实现实时动态无极控制和智能化路由选择，着手以异步转移式(ATM)为核心技术建成宽带综合业务数字(B-ISDN)，还在积极发展数据信息网。流通方面，武汉历来是我国内地最大的商品贸易中心，商业和金融优势不仅在本区域首屈一指，而且在全国也位居前列，与上海、天津、北京、广州并列，一直是中国五大商业城市之一，初步形成了我国内陆腹地比较完善的商品、资金、技术和劳务等区域性市场体系。

2、湖北具有武汉这样的特大城市，使武汉成为中部地区的首位城市，成为中部地区的增长极具有现实可能性和必要性。武汉的经济优势、战略优势和城市优势奠定了武汉在未来中部地区作为首位城市无可替代的先天优势地位。如表（2）所示。

中部五省省会城市主要经济指标 表（2）[⑤]

同时，近十年来，中部地区城市化运动势头迅猛，城市化比率提高很快。2000年，湖北地区城市化水平为40％，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999年，仅湖北、湖南、江西三省城市总数达到86个，仅就数量而言超过环渤海的京、津、冀地区(36个)和长江三角洲地区(56个)而位居第一。预测未来中部地区城市化将成更快更猛发展之势，如江西省计划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也大约在这个时候，中部地区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将达到50％以上。中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这种良好态势，为把武汉建设成为中部地区的首位城市提供了广阔而坚实的城市群基础。

另外，我们也可以从中部地区各省会城市经济联系强度分析来看武汉的优势地位。经济联系是指地区之间、地区内部、城镇之间以及城乡之间在原料、材料及工农业产品的交换活动和技术经济上的相互联系。经济动力学中经济引力论为：“万有引力原理也适用于经济联系，即区域经济联系也存在着相互吸引的规律性”。因此，可以用绝对联系强度、最大可能联系强度和引力系数等指标来测量区域经济联系强度[⑥]，可借鉴牛顿万有引力公式，来计算经济联系强度和引力系数。在计算联系强度时主要采用了人口、GDP、铁路距离等指标来进行定量分析，在计算引力系数时考虑了城市化程度、工业化程度和交通可达性等因素，选取在岗职工人数、工业增加值、可达性系数等指标[⑦] ，对中部各省会城市与武汉的经济联系强度作定量分析。

绝对联系强度计算公式为：

                            （1）

引力系数计算公式为：

                            (2)

最大可能联系强度计算公式为：

                                      (3)

式（1）中，L为绝对联系强度， , 和 , 分别为某年i和j 市的人口及GDP， 为两市的铁路距离；式（2）中 和 分别为j市市域在岗职工人数和工业增加值， 是为j市与I市联系的可达性的数值。式（3）中， 为最大可能联系程度，代表将来可能的最大辐射量。如表（3）便是根据2002年中部各省会城市的情况计算出来的经济联系强度。

2002年武汉与中部各省会城市的经济联系强度 表（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