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之初，在帝国主义严密封锁的情况下，为了迅速医治战争的创伤，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不得不采取以农补工、以乡补城的策略。这样就形成了二元化的经济格局、政治格局，农村的血液被源源不断地输往城市，城市、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农民被固定在狭小的土地上，虽然国家对农业技术做了极大的投入，但农业的边际效益却在不断下滑，农村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年年都要发一个一号文件，各项重大措施相继出台，以工补农、以城促农的格局已经形成，农民开始享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农村正越来越快地融入现代文明建设之中，各方面的成效令人鼓舞。
但是‘三农’的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国家采取的支农政策往往会被层层打折扣，甚至走形变样。农村发生的群体性事件规模越来越大。农民相对贫困和绝对贫困人口的状况，还是触目惊心。国家用于解决‘三农’问题的社会成本越来越高，边际效益越来越低。这就不能不使人疑问：为什么会这样？静下心来仔细地检点一下，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的认识是很高的，力度也是很大的，――这一切都没有任何问题。可是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一直被忽视了，这就是农民的主体地位问题。所有的支农、助家、促农、保农措施，都是自上而下制订和层层分解落实下去的，农民成了被动的接受者。该想到的问题上面想到了，农民欢天喜地；上面想不到，农民想到了也毫无用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农民欢欣鼓舞；落实不到位，农民毫无办法。一切都要依靠上面来解决，一切都要依赖上面来作主。――这就是当前的现实情况。而这，正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的特征。在市场经济体制环境中，继续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解决‘三农’问题，是不是有些南辕北辙？当然，我们不能完全否定这些行政措施的作用，但行政措施只应该起辅助作用，而不是相反。
农民，只有农民，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人。国家应该为主人的就位创造条件，为主人发挥作用提供服务，而不是代替农民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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