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上世纪初期我们在寻求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时，不就把板子狠狠地打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屁股上了吗？大部分传统文化（我这儿所说的是其中的精华部分，至于糟粕部分，比如专制文化，从来就没被打碎过，下同）已被“彻底打碎”了一次，解放后的大破大立又被“彻底打碎”了一回，我们又何曾从“碎渣里，捡出有价值的部分，重新塑造”出什么有价值的文化呢？不说别的，单说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上还有多少残存的影子呢？我们当然有“智”，只不过是搞阶级斗争时的整人之智，搞经济时的巧取豪夺竭泽而渔之智；我们当然有“礼”，只是那礼只行之与亲朋故旧上级领导，君不见，眼看北京就要开奥运了，北京人才隆重地学习排队之礼，这就是我们号称“礼仪之邦”大国的“礼数”啊！我们当然更在一片深情地呼唤“信”“义”，只要谁能够做些信义之事，诸如替死去的好友守几十年墓，丈夫成了植物人妻子能不离不弃地在病床前伺候，一不小心就能走上“感动中国”的领奖台，可见这“信”“义”是多么地稀缺啊！至于“仁”，早被不少人看作是傻帽似的老实了，而老实是无用的别名，谁还敢去“仁”啊？可以说，正是传统文化的一次次被“彻底打碎”，才使我们现在的社会处于道德真空之中，即使想输些供人呼吸的氧气，也难之甚难。
不要说被“彻底打碎”以后，精华文化难以再重新塑造，就是那些没被“彻底打碎”的传统文化，也是元气大伤。比如汉字，就差点被废除掉。1907年，以吴稚晖为中心的一班巴黎中国留学生创办了《新世纪》杂志，在鼓吹无政府主义、狂骂西太后的同时，也恨透了母语，认为正是汉语和汉字使四万万同胞陷入困顿，主张“改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即或不能立即推广，也可以考虑先用英语、法语或德语来代替汉语。尽管吴稚晖后来放弃了这个设想，还为汉字的注音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但这种想法影响极大，如吴的论敌章太炎的学生钱玄同就完全接受了这个设想，他曾大胆地宣言道：“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还推波助澜，提出著名的语言革命的口号：“汉字不灭，中国必亡！”伟大如鲁迅者在《病中答救亡情报访员》中劈头就说：“汉字不灭，中国必亡。因为汉字的艰深，使全中国大多数的人民，永远和前进的文化隔离，中国的人民，决不会聪明起来，理解自身所遭受的压榨，理解整个民族的危机……我坚决主张以新文字来代替这种大众进步的文字。”
值得庆幸的是，汉字没灭，中国没亡，但解放后汉字却迎来了简化字改革的命运，表面上看，人们书写汉字方便了，而方便之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就不是一般人知道的了。正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从纵向看，年轻人读不懂20世纪50年代中叶以前的繁体字文献（翻译成简化字的只是极少数，据有关专家估算，将繁体字文献全部译成简化字版本，恐怕把全世界的造纸厂与印刷厂全部集中到一起，印刷一百年也印不完），不能将文明由古及今，一以贯之，造成传承的断裂；从横向看，中国周边的汉字文化圈，在与中国进行交流时也产生极大不便（人家用繁体字），难以顺畅地沟通。”（王文元《欲简弥繁，欲清弥浑，欲速弥迟——有感于简化字改革》，《书屋》2002年8期）
看看，汉字这一传统文化没被“彻底打碎”，就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法弥补的惨痛损失，如果照老教授将传统文化“彻底打碎”的设想去做，中华民族恐怕就要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失去了传统文化的洗礼，新的文化要想创造出来又谈何容易（历史在最近的几十年里已经不断地证明了这一点），那中华民族还凭什么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呢？我当然理解先贤们和老教授爱国的殷切之情，也明白他们矫枉过正的良苦用心，只是我们应该记住一点：“彻底打碎”传统文化只能逞暂时的匹夫之勇，后果恐怕是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孩子也一同倒出去了。
2008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