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国际化经营中到底有多少种风险，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得到各种不同的答案，所以企业的风险管理应该是形成体系的，人人有责的。作为企业家应该重点关注宏观方面的大趋势，避免出现大的动荡。世界经济论坛每年在开始前，会发布一份全球风险报告，提醒全球的政治、经济首脑们关注一些重大的风险问题，《2008年全球风险报告》指出在未来10年可能出现冲击世界经济及社会的四大风险领域：系统性金融风险、食品安全、供应链的脆弱性及能源危机潜伏。我觉得这份报告很值得我们企业家很好地研究，其中很多风险已经成为我们现实经济生活中的难题，比如食品安全和能源危机，弄清楚这些重大危机的来龙去脉对我们理解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十分有意义。对于报告中提出的供应链的脆弱性问题，目前大部份企业都还没有意识到，还在一味地追求提高供应链的效率，不注意供应链的弹性，一旦发生问题，就束手无策了。
提高风险识别水平的一个关键是人才，这方面我国企业的人才非常缺乏，需要企业认真加以培养，特别是要树立员工的风险意识，做个有心人。同时企业要学会有效地利用“外脑”资源，比如象国家商务部门、银行的海外机构，国家有关部门的研究机构、咨询公司，国外的法律顾问公司等。华为公司在国际化过程中，就很好地借助了我国驻外使馆的资源。中大集团在世界各地聘请了许多信息员，他们都十分关心中大的发展，注意搜集各地相关的信息，不仅为中大带来了市场机会，也为中大的经营决策提供了参考，避免了失误。
二、长樱在手缚苍龙
用更加国际化来应对国际化的风险。从某种角度讲，国际化本身就是一种分散风险和规避风险的手段。索尼国际化的领导人、创办人之一盛田昭夫认为，一家企业只把目光锁定在国内市场上，就不能不受到国内市场行情和物价波动的影响，如果以世界市场为对象，风险也就被分散了。国际化现在仍是许多企业化解市场风险的一种重要方式，国际化程度越高企业应对国际竞争的能力越强、抗风险能力越大。张瑞敏先生说对海尔而言，国际化是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2006年，海尔发力于全球布局，这是一场生死之战，海尔要么通过全球化战略而真正的上去，要么就被人家淘汰。他认为，全球化发展到最后，不管哪个行业只会剩下几家具有竞争力的企业。全球化迫切要求海尔抓紧时间去全球布局和精耕细作。
风险防范需要有战略眼光。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产钢国，也是世界是最大的铁矿石进口国，但是每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都受制于人，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同样是世界产钢大国，美国采用废钢炼钢，日本采用入股铁矿的方式化解铁矿石涨价危机。现在世界铁矿石市场行情非常清楚，矿主漫天要价，此时我国企业即使想入股代价也是巨大的，这是没有产业发展风险管理的严重后果。2004年1月中国停止对日出口原油，日本方面组织了大型代表团与我国谈判极力想争取恢复出口。实际上2003年日本进口大庆原油300万吨，仅占日本当年进口石油的1%，但是日本长期推行“原油进口渠道多元化”战略，使得日本对区区的1%高度重视。
应对风险最终要依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狡兔三窟”、“未雨绸缪”的智慧，我国的企业并不缺乏。真正困难的是我们在国际化经营能力、研发能力缺乏的情况下，为了应对越来越困难的国际竞争，不得不铤而走险，强行突入国际市场。正如诸葛亮在《后出师表》中所言：顾王业不可偏安于蜀都，故冒危难以奉先帝之遗意。这种义无反顾、舍身成仁式的国际化是风险最大的，加大了企业在品牌经营、资本经营、知识产权方面的风险。当年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改变了解放战争的大格局，毛主席最初也是做了最坏的打算的。企业家必须要充分意识到风险的严重性，以最大的牺牲精神、最优秀的人才队伍、最务实的本土化投入国际化，任何的侥幸都是致命的，即使取得了初步的成功，也不能忘记补上在品牌经营、研发上的缺陷，要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TCL为了加速国际化进程，采取了“TCL+海外品牌”的大手笔并购战略，“尽管某些海外企业竞争力丧失，但这些品牌很有影响力，有渠道有客户，利用TCL的供应链优势、效率成本优势，如果这一块能够整合好，就能够快速成长。”李东生先生认为这种国内外的产业整合，会快速形成世界级规模的竞争力。运作失败后他承认，一定不要低估国外整合的难度。很多东西以为容易，但是实际上有很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李嘉诚先生曾说过：我不仅要考虑能游到对岸，还有考虑有没有能力游回来。王石先生则认为：不敢冒险才是最大的风险。企业家的性格不同，对风险的判断也不一样。只是风险最终会在不可控制的时候暴发出来，在国际化经营中，还是要把风险估计得更充足一点，更谨慎一点。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说，越是经济社会向前发展，越是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就越不能忽视可能发生的风险。我们要始终忧患在心、准备在先，居安思危、防患未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