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点从理论上讲也很好理解。货币理论告诉我们，货币市场均衡条件是：真实货币供给＝真实货币需求（真实货币供给的分子是名义货币供应量，分母是物价水平或通胀率；真实货币需求的主要决定变量是名义利率和GDP）。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可以将上述货币市场均衡条件进一步改写为流动性市场均衡条件：真实流动性供给＝真实流动性需求（其中流动性包括货币、股票、房地产、债券以及其他收益类资产）。国际热钱大规模流入国内市场，使得名义货币供应量（或广义流动性）增加，而真实货币需求（或流动性需求）不变甚至下降，导致流动性过剩，货币市场（或流动性市场）均衡必定触发通胀预期，这是今天中国通胀压力之基本根源。
近两年来，我国货币政策取向已经出现了从“稳健”到“适度从紧”再到“从紧”的转变。紧缩力度可谓空前，可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却是，既定调控目标屡遭突破。
实际上，自2005年汇改以来，央行一方面需要对冲巨量贸易顺差带来的过剩流动性，以抑制通胀，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又要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充分就业。这种以控制通胀为主的多目标调控使货币政策空间受到严重制约，也令调控的效果大打折扣。实际上，国内传统货币政策的三大目标排序——控制通胀（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保持币值相对稳定，在这一轮宏调中放到了非常突出的位置）、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本身就值得推敲。这个目标排序原就是照搬西方经济学理论，实际上并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是充分就业，最后才是控制通胀。这是因为：
第一，将控制通胀放在第一位，货币政策很难有所作为。在笔者关于通货膨胀动因的分析框架下，我们很容易发现，我们原有的许多货币政策手段确实有南辕北辙之虞。比如，由央行购入外汇所转换成的人民币流动性实际上有对房地产的巨大需求，货币紧缩政策必然压缩对房地产的投资，货币紧缩的抑制通胀政策在这里就必然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推高了房市。又如加息，本意是为了抑制货币需求，但是人民币利率越高，热钱的投机风险就越小，流入量就越多，相应导致中国央行从外汇占款项下投放的基础货币增加，因此加息反而变成了造成货币供给的增多。
第二、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货币政策应该对此有所预估。今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社会各界的反思和展望很多，大多表达了对中国经济的谨慎乐观预期。但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的持续繁荣并不能掩盖其潜在的巨大风险。且不说在支撑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制度和技术的任何一方面，我国并没有骄傲的资本。而通过分析中国近8年的统计数据，有经济学家发现，尽管不能断定中国经济繁荣到顶了，但中国经济的本轮繁荣周期已经进入尾声。该分析指出：“中国企业本来可以通过提高技术走升级换代路线逃过此劫，但糟糕的是产业升级未过关，前景不妙已是板上钉钉。”[1]这虽显悲观，但进入08年后，已有越来越多的经济数据支持此一观点。比如，07年一季度中国对美出口增长率还在20％以上，到年末下降到6.8％，而今年头两个月已经下降到“零”增长。与此相伴随，中国的贸易顺差今年头两个月也出现了大幅度缩减，去年月均贸易顺差额在220亿美元左右，但是今年头两个月平均只有140亿美元，其中2月份只有85.5亿美元，当月的出口增长率也只有6.5％，这是自2003年以来出口月度增长率的最低点。出口需求减速也开始向工业生产传导，今年头两个月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率只有14.8％，已经低于同期工业增长率，这也是5年来所未有的。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美国需求减弱、生产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未来出口压力偏大，广东已经出现大批工厂关门的现象。据笔者掌握的资料，近期由于三大成本剧增，加上利率高企，广东许多生产型企业已不堪重负，大量倒闭和外迁，对广东经济发展影响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