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决策部门所背负的，是国家的命运，所承担的，是大得不能再大的风险。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心态，如履薄冰，前瞻、智慧地去应对新的挑战，坚持不懈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笔者建议：
第一、要系统施治，治本重于治标。我们要认识到，宏观调控是个系统工程问题。调控之策绝不能只用“打压”一策，要系统施治，而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根本上解决流动性不断生成和经济结构失衡问题。对冲流动性以及加强信贷调控等货币政策措施作用有限，应重点关注治本之策。
第二、加强货币（包括汇率）、财政、产业、贸易政策的结构性配合，增加国内有效需求，优化投资结构，促进国际收支平衡。尽管结构性政策难以短期见效，但必须尽早出手，以避免我国经济出现大起大落式调整。
对于货币政策上，建议尽量少用。完全放弃货币政策并不明智，但如何操作确实需要大智慧。至于汇率政策，建议不宜让人民币对美元继续大幅升值，应采取一切手段降低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减慢升值速度，甚至完全停止人民币升值步伐，以阻遏国际热钱的继续涌入。因为人民币升值升到什么水平才合适并无定论，而一旦人民币升值过头，如果未来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发生逆转（目前已有此种苗头），升得越多就会贬得越多，极有可能引来一场金融风暴也未可知。
对于财政政策，当前我国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2007年财政收入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5.13亿元。在当前财政盈余较为宽松的情况下，更要发挥公共财政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确保财政支出特别是财政补贴能够投向关系国计民生和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和谐的关键环节和重要行业，促进有效需求和有效供给的增强。
对于产业政策，关键是要进行结构性优化，扶持弱势产业，培植优势产业，促进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增强。建议加大财政补贴力度，发挥财政补贴的产业导向作用。
对于贸易政策，关键是要有效控制进出口贸易及其顺差长期持续的不正常大幅增长，有效管理国际投机资本的大量流入。这个问题解决好了，相信其他问题便会迎刃而解，宏观调控就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而核心手段就是坚决打击假出口，让出口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和状态上去。
第三、在金融领域进行必要的体制改革和政策完善工作。(1)合理解决人民币汇率的生成机制问题。应尽快研究废除“结售汇制”，而改为自愿开设外汇账户、自愿拥有外汇、自愿买卖外汇，如此才能在国内形成众多独立的外汇市场主体，并最终发展成为真正的人民币外汇市场。(2)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坚决控制好货币供应量的过快增长，确保我国货币供应量(无论是M1还是M2)增长率控制在11%——15%以下。
第四、加快能源、资源、土地等要素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以及解决好财政政策的公共化和结构性调节等问题。
第五、摆脱国际上的金融博弈对手对我们决策的误导，建立独立自主的、基于中国价值立场的、深刻洞察国际经济金融战略趋势的前瞻力，服务服从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强化外汇经营的保值增值意识，大规模增加黄金、石油等战略物质的储备，将外汇储备及时有效地转换为保值性资产。
第六、镜鉴日本教训，统筹协调各决策部门利益，发挥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一般认为，日本在处理1990年前后经济问题的最大败笔有二：在泡沫形成期间，是政策和制度的变更缺乏整体一贯性，政府内部不存在进行通盘设计、发挥综合调整功能的政策机构，各部门按照本位主义的习惯性行为方式追求局部利益的最大化；在泡沫破灭之后，根本性失误在于官方民间都保有侥幸心理，以拖待变、指望景气回升消化不良资产和呆帐，而缺乏壮士断臂的勇气和决断力。为避免中国经济重蹈当年日本经济的覆辙，关键要在避开上述两个败笔上能有新思维，克服本位主义和部门利益，发挥出政府整体决策的优势和效力出来。
[1]见安邦咨询的分析报告《中国经济自2001年以来的繁荣周期可能已经进入尾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