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揭示出来的组织运作的机械笨拙，以及它不断地要求个人为它牺牲的冷漠残酷，与谷子地竭诚地寻求它的认同和对组织的苦恋之间，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导致的心理冲击，会自然而然地引发人们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个人和组织之间合乎正道的伦理关系，以及人们究竟应该按照什么原则和方式来构建国家、政党和军队这些在自身存在时不可或缺的组织，究竟应该将自己寻求生命终极价值的宗教情感寄放在什么地方？[15]
似乎是故意要引发人们的反思，影片将这场残酷血战的背景，不是置放在抗日战争，而是放在国共第二次内战时期。作为主旋律影片，《集结号》自然最终让谷子地经过颠沛流离和九死一生之后，找到了他要寻找的党的认同，在一文“通知”中，他的战友被追认为“革命烈士”，并称他们“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表面上，这个孤儿寻求回归母亲怀抱的故事得到了圆满的结束。
但是，这时任何稍具反思精神的观众都会情不自禁地反问自己：通过一纸“通知”体现出来的党的认同，能否真的托得起那些已经牺牲的战士的生命的价值，谷子地苦苦追寻的神圣、崇高的生命的终极意义是否真的已经得到？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再回过头去看，国共二党之间的价值分歧，是否真的值得他们的战士，用拉响炸药将自己炸得粉碎的方式去和敌人同归于尽？[16]
无疑，谷子地和他的战友们的英勇奋战为一个政党用暴力夺取政权立下了功勋，但是，这一功勋只是一个政党的政治利益的实现，它既与神圣的宗教性价值无关，也根本谈不上对包括谷子地在内的“人民”的“解放”[17]。相反，一个政党用一些神圣的大词装饰自己现实的利益诉求的做法，让我们感到了一种危险的僭妄。
现在回过头去反思发生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国共内战，不难发现，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深刻的悲剧。这场悲剧源于追求不同价值理想的人们，都将自己追求的价值神圣化，而将与之相反的价值妖魔化；源于追求不同价值理想的政党，都渴望直接掌握军队，渴望用暴力来推行自己的理想，来消灭自己的敌人。结果，双方浴血奋战、勇猛杀敌的结果，使整个中华民族倒在了分裂和内战的血泊之中。
这一惨痛的悲剧教育和启示我们，什么才是一个个体真正的精神上的教养，他应该以一种怎样的合道的方式来追求自己的价值理想和对待他人的价值理想，应该怎样和与自己抱有不同乃至相反的价值目标的人在这同一世界上相处。它让我们意识到一种将自己抱有的价值观自我神化的态度，在精神上的野蛮性、有罪性和在政治上的危险性。同时，它也让我们认识到宪政民主主义在进行政治制度安排时设置的政教分离和党国分开的基本戒律的深刻含义之所在。只有政教分离，个体追求生命终极价值的最深沉的激情，才不会被误导到为了政党利益而进行的生死决战上；只有党国分开，将社会中的全部暴力垄断在一个价值中立的国家手中，才可能从最基本政治制度上，保障拥有不同价值诉求的政党和个人在同一个社会中和平相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