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认为，想要解决我们时代的精神紊乱和价值冲突的问题，绝不应该采取原教旨主义的取向，退回到极权主义的全盛时期，试图动用国家的强制力来统一思想，纯洁道德，通过一种全面的精神上的高压政策，来强行塑造全体国民对党的幼儿般的依赖，希望以此来实现一个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所有人只有一个单一的价值目标，并像勇于赴死的军人一样，听从党的支配的“和谐的大同社会”。假如这样的话，除了会对所有个体的心灵造成巨大的创伤和扭曲，使中华民族的精神空间变成一片荒漠之外，在经过了30年改革开放之后的今天，还必将激发足以引起社会分裂的尖锐的价值冲突和政治矛盾。
真正富有建设性的走出我们时代精神困境的道路是，在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上，用德性论的个人主义替代权威主义的集体主义。不是用精神上的高压政策来强行塑造全体国民的外部导向的极权主义人格，而是在尊重每个个体的良知自由的前提下，通过人文主义的教化手段，来培育每个个体的高贵和富有教养的自我主导的人格。并相应地通过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以保障这样的作为精神性价值载体的自主性人格拥有足够的生存和成长的现实空间。
《集结号》塑造的谷子地这个形象，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同时，也是一个典型，他的人格特征是我们社会普遍的精神状况的缩影。在他对一个能够从外部赋予他的生命以价值的权威的训导者的苦苦期盼和竭力追寻中，我们可以看到了极权主义的生活理想和政治逻辑在群众中存在的深厚的心理基础，而从他无力区分自己不同层阶的价值需求，希图在一个统一的家园般的外部组织中，以某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物质性需要、情感性需要和精神性需要的渴望中，我们看到了他精神性上的不成熟状态。
在我们社会目前的自由主义思潮中，存在着一个肤浅和激进的分支，在这种激进的自由主义思潮看来，极权主义的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存在，只是由于少数统治者的邪恶，它至多只是我们从外部感染的一种病毒。因而，只要通过一场激烈的政治革命，就可以彻底消灭这种邪恶和病毒，将人民从奴役中解放出来。
在我们看来，对《集结号》进行这样详尽的分析的思想上的价值在于，它帮助我们不仅是从外部，从我们作为一个对象，所受到的极权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迫害、压抑和束缚中来理解极权主义，而且从内部，从极权主义得以产生的心理基础，从我们每个人因深感自我存在的孤独、迷惘和悲惨，因而，渴望将自我消融于一个群体之中，渴望一个万能的庇护者和保姆的心理需要中，来理解极权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