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又如儒家文化的“三纲”，则是导引个体以某种规范性的方式来对待“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并将之看作是个体生存的基本价值之所在。
[3]笔者在拙著《国家与公民》第34节中，描绘了一种精神上的“共生性粘连”状态，指出极权社会的精神建设的核心，就是通过各种艺术样式，努力去建立每个个体与党（及领袖）之间的，类似刚出生的婴儿和母亲之间的精神上的共生性关系。希望对此加以更深入了解的读者，可参阅此书。
[4]“孤儿-母亲”关系的说法，初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是一种悖谬，因为，只有没有母亲的人才可称之为孤儿。然而，我们可以看一下，在经典的红色颂歌《唱支山歌给党听》中，是如何解决这一悖谬的。“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林……”这是一个极富宗教性的有关精神上的母亲、生身母亲和重生的主题，一个人也许真的是一个孤儿，也许他的生身母亲依然在世，但是，这些都是非本质的，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生存时，不管我们的生身母亲在还是不在，我们都是精神上的孤儿，因而，我们都必须要重新找到一个精神上的母亲之后，才能寄放流浪的心灵，获得精神上的重生。
[5]苦难和仇恨的渲染，以及精神控制，无疑会增加一支军队的战斗力。但是，对一支军队来说，除了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些属于职业道德范畴的品格之外，还需要一种更高意义上的政治德行。一支军队的精神之基是建立在为社会中某个特定阶级的仇恨和利益而战，还是为保障一个共和国中全体成员的权利免受外部敌对力量侵犯而战之上，意味着在政治德行上的不同境界。一支建基在前者之上的军队越是勇猛，对社会中其他阶级来说就越是危险。所以，就如笔者在《正名》一文中所说的，目前中国思想界的核心任务，就是以最平和的方式促成执政党的政治哲学，主动地从宣扬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向旨在平等保障每个公民权利的自由民主主义转向，如此，相应地军队在精神和道德建设上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将勇气和牺牲精神这些职业品格和为平等保卫每个个体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而战的政治德行结合起来，塑就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军人道德。对于这些问题，本来是这部旨在严肃地探讨军人道德和军队精神的正剧，尤其是这么一部以内战作为背景的片子，所不得不加以反思和无法逃避的，但是，我们看到，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集结号》对此还根本无力企及。这也就是我们认为《集结号》在思想水平上，依然囿于后极权主义精神视域的一个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