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后一个象征传递的则是这样的信息，神之所以让自己的儿子降生在马槽中，是为了告诉世人，现实世界中的屈辱，丝毫不会影响一个人在精神王国中的荣耀。这一象征教导每个个体的是：无辜受难是每个个体在这个悲惨的现实世界中无法逃避的命运，但是，这丝毫不会改变你，在精神上，作为神的儿子的无比珍贵的价值。因而，在任何窘迫和屈辱的处境下，你都不应该出卖自己的灵魂，必须始终从自己内在的圣灵中去寻找价值和力量的源泉。坦然地接纳你在现实世界中的任何命运，但要始终表现出你在精神上作为神的儿子的高贵性。
只有在感受到后一象征中存在的巨大的拯救性力量之后，作为拥有一个脆弱的肉身的个体，才可能抵御得住到一个现世的利维坦中去寻找精神性庇护的诱惑。中华民族精神成长的根本道路，就是要从前一象征转向后一象征。
[15]后极权社会中倡导的我与党之间的伦理关系，让我们联想到绝对君主制下的政治伦理中所倡导的臣与君的关系。君主不一定是良善的，也不一定是正确的，但是，臣子必须服从君主的意志，保持对他的绝对忠诚，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谷子地对组织的这种苦恋，就像一个绝对君主制下的一个忠臣，对于君主的无条件的单边的忠诚。同时，我们也看到，谷子地失去组织之后的孤寂和重新听到组织音讯后的惶恐，也和一个传统的儒臣在失君时的孤寂和得君时的惶恐十分相似。
绝对君主制之所以赋予君主以这样的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权力，是由于认为这是维持社会的基本秩序所必需的，现代极权国家则将这样的权力赋予党和党的领袖。而一旦获得这样的绝对权力的君主和政党，就会成为吞噬自己人民的猛虎和巨龙。宪政民主主义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就是，将垄断社会中所有暴力的国家，和为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和价值理想而奋斗的政党，从最根本的制度上加以分离。国家通过将包括军队和警察在内的所有暴力工具垄断在一个统一的机构之内的方式来维系社会的基本秩序，而政党一旦不再直接掌握暴力工具，并和别的追求不同价值的政党处在有序竞争的状态下时，它就不再有要求个体为其无谓牺牲的危险的力量，这时一种建立在双方自由选择的契约基础上的个人和政党之间权利和义务对等的现代伦理关系才可能建立起来。
相反，只要一个政党处在一种僭妄和危险的道德自负之中，认为自己当下追求的某种积极的价值目标和政治利益是如此的神圣和急迫，以致于必须立刻使用暴力手段来推动它时，那么，它无可避免地会变为一条嗜血的巨龙，它必然首先吞噬自己的敌人，接下来吞噬自己的群众、干部和领袖，因为，这样一来，每一次党和自己政治敌人的冲突，以及党内的价值冲突，都会演变为正义和邪恶之间你死我活的决战，最后，以胜利者吞噬失败者而告终。为了从根本上杜绝任何政党陷入这样的自夸神圣的危险，惟一的方法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政教分离，从而使得个人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这种最深沉的激情，不是被极权主义政党召唤到为了某种特定的政治利益进行生死决战之上，而是通过自由选择的方式，导向与暴力和政治无涉的宗教共同体所提供的精神性信仰之中。
从上述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宪政民主主义在进行最基本的制度安排时，所设置的政教分离和党国分开的根本戒律的深意之所在。
[16]特别是当我们发现经过改革开放，当时国民党坚守的许多价值，又重新被当下的执政党接纳与认同之后。
[17]作者在《国家与公民》一书，以及《正名》一文中，曾反复强调，所谓的“彻底解放”只是民粹主义的白日梦，一种合乎德性的生活，必须处在经济规律和道德戒律的统治之下。
[18]关于自我主导型人格和外部导向型人格的基本特征的系统论述，可参阅《国家与公民》第25节。
许允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