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结号》继承了“红色艺术”的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并试图在某种更具现代性的语境中对其加以重建。对一个社会来说，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如何通过提供某种文化样式，来帮助个体给自我的生命赋予某种终结意义。一般而言，一种宗教或道德文化，总是通过为个体的自我人格和某个他者人格之间规定某种规范性关系的方式，来倡导一种带有终极性的精神价值的。比如，在基督教文化中，就是通过确立我与神的关系，即在自我人格对一个超验的神圣人格的确信、仰慕和顺服中，来规定自我生命的终极价值的。[2]
而在一个由党以一种总体主义的方式支配一切的社会中，“我与神”的关系被“我与党”的关系替代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儿的“我与党”的关系，不是指外部的政治关系，而是指内在的精神关系。在一个极权社会中，所谓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核心任务就是导引个体自觉地去建立“我和党”之间的某种精神联系，并且将这种关系看作是赋予自我的生命以终极意义的神圣性关系。[3]
在一个源远流长的红色艺术的传统中，我和党之间的精神联系，被比喻为一个丧失了家园的孤苦无依、颠沛流离的幼儿，重新回到慈爱母亲的温暖怀抱的关系，这也就是我们在本文的标题中所说的“孤儿-母亲”关系。[4]表现这一主题的颂歌，像《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等，构成了主旋律艺术的最强音。
《集结号》的艺术震撼力首先源于对这一传统主题的继承。电影是通过一个军事片中常见的情节展开的，连长谷子地奉团长之命，率领全连仅剩的47个战士，在旧窑场阵地打阻击，掩护大部队的撤退，最后，除谷子地外全部战死。在这部1小时50分钟的电影放映到一半的时候，观众们都会觉得它表现的是一个一般主旋律战争片中司空见惯的主题，通过战争的残酷和战士的英勇来说明红色江山的来之不易，和歌颂革命军人的牺牲精神。但是，随着情节的进一步展开，人们发现上述主题只是表层的，《集结号》的真正的艺术力量来自于它对这一表层主题之下的另一更深主题的发掘。
和以往的主旋律战争片不同的是，《集结号》接下来出乎意料地告诉我们，谷子地和他部下如此英勇的献身行为，却没有得到组织上的承认，团里只是冷漠地将他们当作失踪者处理了。于是，在电影的下半部中，谷子地走上了历尽千辛万苦寻找失散的组织的漫长历程。仗只打了几个小时，寻求组织认同的努力却进行了整整八年。正是在谷子地颠沛流离，忍受各种误解和屈辱来寻求组织对自己的理解的过程中，一个对党忠贞不渝的儿子，经过漫长的精神流放，重新回归母亲怀抱的主题被展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