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政府害怕“城市病”，从而试图将农民圈在农村。
其三，我国各大城市存在“隐性超城市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入必然使城市的“超城市化”进一步加剧，城市治理成本大幅加大。
其四，城市劳动力失业给城市政府带来的成本十分巨大，而农村劳动力找不到工作最多也只是回家种田，政府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入。
其五，城里人对农民工的歧视一方面源自文化差异、生活习惯等由于出身形成的尊卑贵贱观念；另一方面则是一部分城里人认为农民工抢他们的饭碗而产生的反感和仇视。
这些原因虽是城市限制农民工进入数量、工种限制等歧视性政策的直接理由，当然农民工就业歧视也有一些其他深层的政治、经济等综合因素。
说到底，笔者认为，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文化派生出来的对乡村的政治、文化、经济的排斥而产生的人的等级观念的歧视。这就是有的学者所说的农民属于“草根”底层，城市人属于“花草”上层。因此，解决了农民工进城问题，即便让他们在城里住下来，并不能从根本解决所有农民问题，更不可能出口狂言“三农问题将不存在”。这种理论观点，实际属于修修补补，治标不治本，形而上学、纸上谈兵。
再看三农问题。笔者认为，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问题，那就是农民地位和贫困问题，说到底就是社会意识、人为意识制造某些劣伪的简单策略而造成的决策失误。
中国人的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一段时间曾经出现过过去用计划经济限制人们创业，用户籍制度把农村人限制在农村，治国不用法规而用政策和文件，义务教育变成了产业化商业操作，九亿农村人基本没有医疗保障……这些决策的错位，让我们这个的聪明的民族的才智难以尽情发挥，决策失误成为看不清的无底洞。为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曾说：我们国家最大的浪费莫过于战略决策的失误。
我们深信，只要政策到位、决策对头，伟大的中国人就会成为“东方犹太人”，三农问题会从根本解决。
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三农问题的产生的一大原因，是农民受到歧视、受到不公平待遇的主要因素，是其他诸如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一切公平制度之所以存在并得以执行的前提!
笔者曾经在5年前就多次撰文呼吁，解决三农问题不仅仅是乡村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问题。实际解决三农问题并不是难事，关键要看决策理念的正确性与否，要看决策者的决心。决策者在制定政策时，要以人为本，以民主法制观念制定政策，少听那些占有少数纸上谈兵者观点，多听被执行者农村人的心声和意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和农村人的呼声，制定出来的政策才具广泛性、可行性、科学性和针对性。笔者利用工作之便，十几年来在全国城乡调研采访，对三农问题有过深入的了解。总起来讲，认为应该有步骤、有规划、分阶段、有深度地进行城乡改革，切实解决三农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