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柏杨辞世看中华民族主义的新时代（5月7日）

　　　　
　　　4月29日，又一位伟大的思想者永远离我们而去了，那就是台湾的柏杨先生。

　　柏杨先生的作品，不管是“十年小说、十年杂文、十年《通鉴》”等巨著，本人看的都实在是少，留下印象深刻的，除了《丑陋的中国人》与“酱缸文化”国民劣根性让国人有切肤之痛，过目难忘的感觉之外，也难以数出其他的了，日后定当找时间补课。

　　但毕竟柏杨先生可以称得上著述等身的造诣了，而且其立足点显然可归为“感时忧国”的传统，更兼之“故者为大”，台湾最新领导人马英九说先生去世“象征一个时代的结束”，不管是从哪个角度讲，柏杨先生都是值得当世与后世尊敬的。

　　柏杨先生留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就是民族虚无主义，这跟其坎坷的经历与受到的迫害是分不开的。

　　在愤青年代，本人也是有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的，那民族虚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强烈于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并在89那场政治风波之后逐渐淡漠下来的。

　　最为难忘的是在1990年春节期间，本人兴之所至地利用连续11个不眠之夜将《河殇》那数万字的解说词翻译成为英语。不仅有了检验自己英语翻译能力的机会，更从文字的表现力与思想性的角度感受这部政论片的震撼，单纯从这点以及在1988年公映时的大背景看，出现万人空巷的现象也是历史的必然。

　　而在不足20岁的时候，能够做出那样的事情，也算是有些价值的了。

　　追溯百年以来的历史，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从“五四”时代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到鲁迅时代，再到柏杨、李敖、龙应台，都是对中国人的人性进行反思的代表，这不仅使得我们对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人性等方面进行批判，更使得我们可以直视自身的缺点。批判的结果就是我们不再认为几千年的悠久历史留给我们值得自豪的东西，恰恰是那些被放大了的糟粕。刚刚从故步自封中朦胧睁开眼睛，还没充分醒过来，就被当头打了一闷棍，并数十年抬不起头来。这就是民族虚无主义。

　　1989年《光明日报》曾发表社论称：“夜郎自大、闭关锁国曾使我们自食苦果，固然不足取；但是，枉自菲薄、自惭形秽、津津乐道中国人的所谓劣根性，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除了使人们悲观失望、自暴自弃之外，又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