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中国历史，可以讲，正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础。百家里的很多学者，大多出身于没落贵族，这也就决定了他们的思维观念是一切为国王着想，走上层路线。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其目的是说服国王采纳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得个一官半职。屈原写《离骚》，是喊冤，是写给楚王看的，这当然也起作用，那就是楚王因《离骚》而感动，又让他当了官。只有墨子是站在平民百姓的立场讲话，但不久，墨学也分化了。还有一个不同的声音，“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杨朱。他的观点独出一帜，强调个人的权利，但也被以孔子孟子为首的貌似大公无私的儒家学派的强音所淹没。只有庄子看透了这一切，以超然物外的言行，得以避世而生。
因为这些没落贵族学者操纵话语权，才导致来自平民声音的失落。和约同时代的古希腊哲学家相比，中国的这些没落贵族学者只考虑如何向国王献媚，如何讨好国王，如何出主意对付平民百姓。而从不着眼于如何从平民百姓的立场出发，争取个人的自由、平等、生存、发展权。看看孔子孟子韩非管仲的书，就知道了。这块大石头，从春秋战国就压在中国文化的树根上。
我以为，这块大石头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就是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一个是以管仲商鞅为代表的法家制度。儒思法体，制约了中国文化的世界化，也促使中国文化因缺乏阳刚之气，而具有了阳痿的特性。
中国文人自一出生，就被孔孟之道宋明理学四书五经这大一统的国音，施以了宫刑，或被迫阳萎。否则，只有死路一条，会因“文字狱”而被“灭九族”。以清代为例，康、雍、乾三朝文字狱约大一百多起。滥肆株连，迫使文人埋首故纸堆，钻营考据。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口口声声仁义道德，克己复礼。其骨子里是自虐，是自宫，是精神自慰。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路，在和别人拼杀时，帽子被打落在地，他放下武器，执意要戴好帽子，还说出一套帽子与君子的理论，结果被对手砍成肉酱。
自从推行科举考试以来，特别是宋代，中国就开始由强走弱。因为从朝庭到地方，一把手掌舵的都是读儒家书的文人，让这些人玩点勾心斗角，欺上瞒下，鱼肉百姓，谈诗作词，引经据典，说古论今的事，那是好手。而若请他们操练军队，演习兵法，那是赶着鸭子上架。
[不足十三万人的蒙古骑兵灭宋，清灭明时,二十万清兵，横扫八十万闯王兵，再席卷江南百万明军。抗战时期，伪军被毙伤、俘虏和投诚的共有118万余众，比日军多出一倍以上。这说明了什么？
引用原文地址
:http://www.szonline.net/Channel/2005/200503/20050302/Preview_20050302_1.html :]
以孔孟宋明理学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学说，从思想上禁锢阉割文人，中国文人正如梅树一样，被强奸被扭曲，在盆景里偷生。而以管仲商鞅为代表的法家们，则用严酷的户籍制度，用编户齐民、连坐和保甲等制度、限制平民百姓在中国土地上自由迁徙移居流动。把若大的一个国家建成一个大鸟笼，大鸟笼里又套着无数中鸟笼，中鸟笼里又套着无数小鸟笼，小鸟笼里又套着无数小小鸟笼，小小鸟笼里......。
编户齐民始作俑者是春秋战国管仲，随后商鞅又采纳改进并在秦国推广，秦统一中国后，也基本上沿用了商鞅的律法，汉承秦制，唐承隋制,清承明制。从那时起，几千年来，在广阔的中国土地上，中国社会出现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鸟笼。
《管子·立政》居民每五家为一伍，设伍长，五伍为里，设里长，监督里内居民活动，在"里"（闾）四周筑墙，堵塞缺口，仅留一通道，控制居民进出。在里门左右各设一室，每日早晚，伍长和里长在此监督居民进出。里门钥匙由里长保管，并设看守，按时开闭里门，凡不按时出入，言行不符合规定者，都要及时报告。每里若有人犯法，则里长同罪。商鞅规定"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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