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居正的调教下，少年万历皇帝举止有度，出落大方，初显一位勤政清廉的帝王形象。张居正本人也并不只是一个野心家，面对孤儿寡母的大明天下，他一心想肃清社会流弊，再现大明盛世。于是，万历皇帝和张居正君臣合力，上演了大明历史上最后的华美乐章——轰轰烈烈、急风暴雨的社会改革拉开了大幕。
张居正改革，首重吏治。他认为，各级官员长期因循旧事，纲纪废弛，臃肿腐败，因此需要重典治吏。这引起了朝中众官员的强烈不满，他们向张居正施加压力，借机闹事。张居正和冯保指使东厂特务放火烧死了二十余名官员，并借“京察”之际，对四品以上官员实行考核，昏官与庸官一律裁汰。
对违法乱纪的官员，他严惩不贷。冯保的侄子殴打平民百姓，张居正果断地把他革职。远在云南的黔国公沐朝弼自以为天高皇帝远，屡次犯法，张居正派人飞马前去捆绑沐朝弼，将他押解幽禁在南京。在张居正执政期间，原来软弱疲惫的官场为之一振，朝廷号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行政效力大大提高。
改革过程中，张居正恩威并用，软硬兼施，显示出卓著的才干。当时，官民田土的耕地面积达到1161万余顷，成为万历年间乃至整个明朝后期财政状况最好的时期。而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赋税制度，推动白银成为流通货币，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由此活跃；他还成功解决了明朝中央政府与蒙古族地方政权的敌对问题，促进了汉蒙和睦相处。
风云突变英雄悲歌
位极人臣的张居正，始终站在权力争斗的风口浪尖，他的对手总想将其置于死地。这一场改革，就像是狂风中的孤焰。
万历五年，张居正迎来了最大的考验。他的父亲这年因病去世，按惯例，他必须离职回家守丧三年。而此时改革刚有起色，正在关键，万历皇帝深感：“国不可一日无张先生”，而张居正也感到宏图未展，难舍京城。于是，万历皇帝就下诏“夺情”，不批准张居正回家，张居正也半推半就，演出了一场“在官守制”的故事。君臣二人的做法引起了许多大臣的强烈不满，他们批评张居正贪恋权位，不忠不孝，要求他去职守丧。万历皇帝和张居正态度异常坚决，他们采用果断甚至是令人恐怖的手段，镇压反对派：将余懋学革职为民，傅应祯充军，刘台下锦衣卫狱，吴中行被痛打当场昏死……
“夺情风波”显示了权力巅峰上的张居正驾驭权柄的能力，似乎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然而谁也不曾想到，精力犹旺之时，一场宿疾痔疮的复发，竟然要了张居正的命。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太师兼太子太师、吏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病逝。
死讯传来，万历皇帝为其辍朝一日，赐治丧银，并遣官护丧归葬。可以说，张居正死后的一段时间也极尽哀荣。
但风云随之突变。万历十二年四月，万历皇帝突然下诏削夺张居正一切官爵，并查抄家产。尚未来得及逃出的老弱妇孺十数人，被关在府内，其长子自缢身亡，三子自杀未遂，家眷数人饿死，部下皆被撤职。
从权力之巅的荣耀跌入家破人亡的地狱，张居正生前身后的巨大反差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思索。万历皇帝态度的转变对张居正的败亡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个言听计从的好学生，何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截然转变，对恩师家族痛下杀手呢？人们猜测无数。
其中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张居正本人也有诸多不俭点。例如，他知道冯保贪财好色，就投其所好，一次就让儿子将7张琴、9颗夜明珠、5副珍珠帘、3万两黄金和10万两白银送到冯保家中。冯保被抄家时，搜出家产白银上百万两。万历皇帝当然有理由怀疑张居正的家产更丰，随即也抄了张居正的家。虽然张家财富没有冯保多，但近20万两金银和大批田产，也足以让万历皇帝瞪目结舌。
张居正死后，明朝的各种社会矛盾急剧恶化，一发而不可收拾。在大明亡国丧钟清晰可闻的时候，人们愈发怀念那个敢做敢为、魄力非凡的张居正。
历史就是这样令人悲啼欢笑。当年诽谤新政的人又何尝料到，日暮途穷时他们竟会梦想追回改革的盛景？当初大骂张居正是禽兽而被廷杖致残的邹元标，拖着一条拐腿，为张居正的昭雪奔走呼号，试图召回失去的新政。无可奈何花落去，古老的帝国大厦终于被历史的巨浪冲击得分崩离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