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时间，价值中国网上曾对宗教信仰问题有过热烈的争论。陈嘉珉先生提倡一种西方式的超哲学宗教信仰，引来崔长林等网友的批评。本人认为，无论是超哲学的宗教信仰，或是建基于哲学理性的非宗教信仰，都各有长短，各有不同的功用，不必互相排斥，虽然本人偏爱后者，并对前者的副作用比较警惕。近从新法家网站读到钱穆大师《孔子与心教》一文,感到对上述争论会有帮助，因此特转载于下。
钱穆(1895—1990)，中国现代历史学家、。江苏省无锡人。1930年以后，历任燕京、北京、清华、齐鲁、西南联大等大学教授， 1949年迁居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任院长。1966年移居台湾台北市，在“中国文化书院（今中国文化大学)”任职，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1990年8月在台北逝世。他是完全靠自修苦读而在学术界确立地位的一个学者，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他重视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和悠久的传统，重视探求中华民族文化的内在精华，并给予其以高度评价，他认为“我民族国家之前途，仍将于我先民文化所贻自身内部获其生机”。晚年的钱穆比较偏重于文化哲学的研究，并就中西文化的问题作了很多深入的思考，在其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载于刘梦溪主编的《中国文化》1991年第4期）中，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合一”思想有了新的体认，并“深信中国文化对世界人类未来求生存之即在此。”
钱大师此文对于中西信仰系统的根本差异作了非常真切、深刻的辨析，唯一重大的缺陷也是儒家的缺陷，即无限放大了家庭伦理对于“心教”的作用、而忽视了法治的大环境对于净化和提升人们心灵境界的重大推动作用。不懂得“孝”，不能“老我老”者固然不可能“以及他人之老”，但能“幼我幼”者未必一定能“以及他人之幼”。这也就是笔者在《当代全球危机呼唤东方智慧――“动态平衡多维整体”世界观探讨》一文中所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