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篇对文革生人文章的再整理文字
世界历史一代明主大众领袖 毛泽东
知识分子、反右与“文革”
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
毛泽东是作为一代明主，对文人贤士以礼相邀，厚待有加。建国时，邀文化界德高望重的名士加入政协，甚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至于这些老学究们对新政权的建立是否作过值得一提的贡献，是否有一谋一计之功，不谈也罢；他们在旧中国文艺界的声望和地位获得新政权的认可和尊重也是正常的。至于他们在新政权的领导下
能有多大作为，毛泽东等建国的领袖们未必抱太大希望。原因很简单，他们除了认识几位中央领导人外，没证据显示他们对新政权的本质有深入的认识，他们在古纸堆里积累的学识也难以应付国家工业化的需要。他们同样缺少毛泽东那种对中国社会的深刻了解。
遗憾的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并没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更不会到田间、工厂去为自己的学识注入新内容；还以为似过去的文臣谋士，靠引经据典就可以治理一个现代国家。建国后不久，老学究们就开始为自己的不被重用和待遇太低而牢骚满腹。毛泽东在《七律．答柳亚子先生》诗文中即表露了对类似柳亚子、梁漱幂等老学究们的规劝和无奈。
这些老学究们所为并非偶然的，实际上表露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所共有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对毛泽东发动反右、“文革”、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了重要的作用。
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一个相当特别的群体。共产党将知识分子归类于工人阶级实在有点勉强。中国知识分子受传统文化的熏陶，在他们身上聚集了这个民族文化的精髓和糟粕；一方面，胆小怕事、追名逐利、斤斤计较、自私自利、附庸权贵，另一方面，淡 名利、胸怀圜宇、大公无私；高雅与庸俗一体，自不量力与博学广闻同在，眼高手低，目空一切，脱离实际。从群体的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囊括了中国人品行的整个
光谱，且表现的比工人农民更强烈、更鲜明。故在中国老百姓眼里有“文化人难打交 道”和“读书人知书达理”的矛盾认识。
毛泽东作为开国明君和大知识分子，他清楚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奠定了中国文化 的基础；广开言路、从谏如流开创了大唐盛世。五十年代，在文艺界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即是他在新时期所作的尝试。这与他本人在文艺方面的开明思想密不可分。他在古体诗词方面的造诣为唐宋后所罕见，但他却不提倡年轻人作古诗，称古诗束缚人的思想。他的这种开明思想与现在学术界广泛存在的学阀作风形成鲜明对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