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例子是赵紫杨
胡下赵上，（请注意，胡和赵都是邓的推荐）尽管自由化运动有所收敛，但赵将宽松环境基本保存下来了。（这也可以间接证明咱的猜测，就是说邓实际上是宽松环境的后台）只不过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被封了。自由化的大本营就没了。这些知识分子也就按住性子不搞什么眼下的全盘民主运动了。这样过了四五年。本来就这样来点有限的宽松环境就可以了。时间久了还可以慢慢的来谈民主。当时邓小平接见外国记者说：考虑50年后在中国实行民主。看来一切都在邓的掌控之中。可也有很多事情是难以预料的。问题是腐败在飞速的发展。到了89年。中国的官僚的腐败团队打出了新中国第一次腐败小高潮。那时的中国人对此并不习惯。多数人认为见腐败就应当反。89年前整个中国到处人们见面就谈腐败问题。在这种舆论环境下。再加上近期的东欧和俄国的巨变。国内外有些人又想起他们的全面民主化计划来了。
64事件是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其中夹杂了许多政治势力的交叉作用。有反腐败的，有保腐败的，有搞民主化的，有保持稳定的，有想颠覆共产党的，也有热爱共产党的。要想说清楚这件事情绝非容易。咱化繁就简，来个简单描述，大家看看对不对。专制而又放权，官僚与资本共处。就造成了新中国第一腐败小高潮。那时还没见过腐败的国民民意对此强烈反弹，就有了学生的反贪游行。国内民主派知识分子见有机会，又有东欧事变的鼓励。就认为实行全面民主的时机到来。于是出动要求实现全面民主。这就使得游行示威停不下来，导致政府机关大学，全面瘫痪。本来仅仅是要求保卫腐败的官员不肯让步，到了社会稳定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主张稳定的高层也同保卫腐败的人联合起来准备镇压。本来学生对没完没了的示威也烦了。动乱有点冷下来了。可国外那些希望动乱不断的人不希望就此结束，就有人从海外回来组织静坐绝食，结果是社会对民主运动的同情再起。动乱也就永无宁日了。这样一来，镇压就不可避免了。这里面的是非对错很难弄清，可现在咱觉得有几点是清楚的。腐败的人是动乱的起因。准备保卫稳定的人是没错的，这就是邓小平。反对腐败的人也是没错的。这是大学生。但是恐怕搞的时间太长了点。准备实现全面民主的知识分子至少是犯了操之过急的错误。而海外回来的人则完全是惟恐天下不乱。如果这个运动是可操纵的。那我现在觉得，学生们游行一两天，反反腐败，然后继续上课。政府反省下民意的要求，做些反腐败的工作。少少来点动乱那还是好事情。象这样一来动乱不止，危害到国家稳定的根本。就好事变坏事了。人家镇压也就是有道理的。什么事情都有个度。所谓真理再进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