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司长还特别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需要发展关注的事业特别多，比如三农、医疗卫生、科技等，各个方面对资金的需求都非常大。赵司长的言外之意是，现在需要钱的地方多的是，怎能只顾及教育一家呢！好钢用在刀刃上，有钱花在关键处，此话没错。改革开放后，花钱最多的一个地方是行政管理方面。这有全国人大代表叶青在去年人大会上的建议为证。身为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的叶青，在其建议中使用了大量的可靠数据来提醒人们对职务消费腐败的认识。一个最典型的数据便是，从1978年至2003年的25年间，中国财政收入增长约28倍，而行政管理费用则从不到50亿升至7000亿，增幅达87倍，现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9.03％，中国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达24％。（2007年3月12日《南方日报》）这难道就是赵司长所说的“对财政支持的安排，既要突出重点，又要妥善解决”吗？
赵司长提到的第二个原因与政府的责任有关。他认为，要落实4%的目标，存在一个明确各级政府责任的问题。中国的政府架构是五级政府，从中央到省、地市、县和乡镇。对于4%这个全国性的指标，目前“没有分解，也不好分解”。“没有明确责任，落实起来就非常困难。”赵司长的这个球踢得好，具有踢出国门踢向世界的雄风。堂堂的中国五级政府，几十年来竟然还没有明确他们各自在教育投入上的责任问题，还提什么“科教兴国”的战略，那不是很可笑的事情吗？事情真的是这样的吗？我不禁想起了解放以前的一件事情。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教育、科学、文化之经费，在中央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二十五，在市、县不得少于其预算总额百分之三十五，其依法设置之教育文化基金及产业，应予保障。”这可是万恶的旧社会里就做到了的事情，难道我们新世纪的中国竟然还做不到吗？我怎么也不相信这是事实。
赵司长提到的第三个要研究的因素是如何妥善处理区域之间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我们国家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GDP不同，差异极大。为了说明这种差距，赵司长还举了一个形象的例子，比如在两个适龄学生人口数相同的地区，GDP一个是100亿，一个是10亿。按4%的要求，GDP为100亿的地区应拿出4个亿，而后者只有4000万。“在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东部发达地区，财政对教育的投入总量力度比较大，但是占GDP比重反而不高。欠发达地区，总量不大，但是GDP比重高。”赵司长说得确实有道理，这也是当今中国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我听得更郁闷了，对这个人人皆知的事实，“如何妥善处理区域之间教育均衡发展的问题”，赵司长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思路，几十年了，想来正在“研究研究”的过程当中吧！
赵司长最后透露了财政部的一个基本观点：今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一定要坚持制度先行，用制度设计和体制创新来拉动各级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哈哈！财政部终于明确承诺“今后加大对教育的投入”，不过，这基本也是一个空头支票，因为这要等到“制度先行”“体制创新”之后才能实现，而我们知道，中国的“体制创新”其实早在改革开放之时就已经开始了，只是“路漫漫其修远兮”，现在还在创新之路上艰难地跋涉着。我们就只有耐心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了。
赵司长不愧是财政部的官员，说起话来极尽闪转腾挪之能事，一手空手道练得炉火纯青，让我等小民百姓煞是佩服。只是在佩服之余，总觉得赵司长的这番话怎么听都是一些正确的废话无用的套话。不过，从赵司长的话里，我总算明白了，教育投入占到GDP的4％，只是一个美丽的肥皂泡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