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经济学研究的综合性似乎与经济学的“科学化”追求存在内在矛盾。成为科学，成为物理学那样的“硬”科学，似乎意味着实证和演绎，意味着将经济学从其温床——“道德哲学”——中抽离出来。于是，配第提出经济学研究的非“道德化”命题，萨伊提出经济学具有“实验科学”的性质，西尼尔提出建立“纯粹经济学”的构想。真正的变化是从边际革命开始的。自然科学的进步尤其是数学的发展为经济学的数学应用提供了有效工具，而经济学家日益增强的“科学化”信念推动了经济学的形式化发展。杰文斯说经济学本质上就是数学，“经济学是痛苦和快乐的微积分”；瓦尔拉斯将经济学从社会和制度背景下抽离出来，依赖数学构建了其“纯粹经济学”；马歇尔成功的教科书《经济学原理》使边际分析和均衡分析等数学方法成为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主流。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数学化和形式化的结果是建立起以价格理论为核心的现代微观经济学。
形式化和数学化的过程是将人从其制度背景下抽离的过程，也是将经济学从其他社会科学支持中脱离出来的过程。在这个“科学”过程中，作为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人不可避免地失重了，经济学也一步步失重了。——“经济人”逐渐成为单一维度的物质利益追求者，经济学也逐渐成为单一维度的关于资源配置的科学。
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人成为“经济人”——理性的最大化物质利益的行为主体。这样一个“经济人”，没有理想和信念，缺乏情感和责任，失去道德和情操；这样一个“经济人”，只有感官的满足而不能领会精神和道德等高级感受。人被抽象为幸福和痛苦的计算器。人的功利主义行为动机——追求幸福和避免痛苦——，强调的只是身体的幸福。身体的个体性决定了幸福评价的个体性，于是，追求的幸福的个体需要摒弃伦理判断和道德约束。人不仅失去了道德和传统，也失去了过去和未来。没有过去意味着人的行为方式没有发展，没有未来意味着人不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承担历史责任。这样一个“经济人”成为仅仅对物质刺激具有高度敏感性的动物，成为凡勃伦所说的不断跳动的欲望小球，成为巴浦洛夫的那只狗。
现实地看，人不仅是个体的，也是社会的；人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人类成长的复杂过程，决定了人性的的复杂性，任何单一维度的理解，都是对人性的一种割裂。按照卡尔.波兰尼的观念，人总是“嵌入”其所成长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的。试图将人从制度和文化背景中抽离出来，使经济行为从制度和文化背景中“脱嵌”，只是一种虚妄，一种瞒天过海，一种自欺欺人。
但是，要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
成为一门科学，是经济学诞生之日起就苦苦追求的目标。作为人类理解其经济行为的一种方式，出于知识积累和发展的目的，经济学的科学追求有其内在的必要性和必然性。科学不仅是描述，需要在假设前提下通过逻辑演绎建立逻辑体系，这就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抽象，而“经济人”假设就是经济学逻辑体系得以建立的假设前提。一个现实的人不可能成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进入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经济人必须脱去其社会文化伦理道德历史传统的外衣，必须成为一个赤裸裸的物质利益追求者，成为一个漂浮在云中的轻逸的最大化者。
于是，经济学只需要关注个体的物质幸福，只需要研究资源配置；于是，经济学成为卡吉娅的帮凶。
附：本文刊载于《经济学消息报》2008年7月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