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30年记：首批私营企业主的苦乐年华

　　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前的几年，“红帽子”企业曾一度回潮，一些已经摘掉了帽子的企业，又重新开始“戴帽子”。“担心国家又要割资本主义尾巴，很多本来以私营登记的企业纷纷戴上了‘红帽子’。”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说。

　　张文魁进一步解释说，虽然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当时政治环境已经改善，私营企业对财产产权划分上的顾虑也比较少了，但是，在实际的经济行为当中，私营企业还是面对着很多障碍。

　　1997年中共十五大之后，民(私)企重新明晰产权的“脱帽”行动再次蔚然成风。也正是从这场“脱帽”行动开始，“红帽子”企业的固有隐患逐步显现出来，产权纠纷层出不穷，迄今未有解救之“正途”。

　　据浙江省私营经济协会一位人士介绍，1999年下半年，由原浙江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牵头，推动集体企业转制，短短半年左右的时间，3000多家“红帽子”企业通过各种方式转制成私营企业，而浙江原计划三年内基本完成集体企业的转制问题。

　　一个“红帽子”的时代正在走进历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企业头上不再有新的帽子。现在，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选择在开曼群岛或者维京注册，在国内经营。“这也是寻求一种保护和更多的政策支持”，张文魁说，“红帽子”已渐渐被“洋外衣”所遮盖。

　　私企保护的法制化道路

　　不戴“红帽子”有疑虑、受歧视，戴了“红帽子”也有可能戴到“鬼门关”去……私营企业主的命运永远那么跌宕。而对于中央来说，经过将近30年的改革历程，随着私营经济在国民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大，也需要积极地为私营经济拥有更多合法权利而努力。

　　这个过程是艰辛的。

　　1987年10月14日，新华社的一份调查材料递进了中南海。

　　这份调查材料反映了一个典型的、带倾向性的问题：素有经商传统的温州，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个体经济及私营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但近来一些私营企业者患“百万恐惧症”，担心生产经营规模扩大到百万资产之后，会使自己成为“阶级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