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小平
又是四月飞絮，我的思绪也随之变得飘散、感伤，禁不住陷入对母亲的深深怀想之中。
新世纪的头一年，我准备从温暖湿润的南方远赴干燥寒冷的北京，寻找自己未卜的前程。临行前一夜，母亲不顾我劝阻，硬塞了一大编织袋的行李，其中既有冬天的毛衣毛裤，也有治头痛肚泄的药瓶——她怕我病倒在陌生的北京，她怕我冻僵在寒冷的北京。
父母亲非得去车站送我。父亲的絮叨让我心乱，母亲的沉默让我心痛。长途客车启动的那一刻，母亲把兜里所有的零用钱都掏了出来，大概几十元，从车窗外面强行塞进我手里。她说：“这可以让你在北京多熬几天哩！”
但我在北京一口气坚持了3年。2003年春节过后，父母亲来北京看我，顺带也参观一下这个他们一辈子最熟悉也最陌生的地方。但万分不凑巧的是，这一年3月份北京开始爆发非典，到4月份已经到了风声鹤唳的地步。
不久，王歧山来北京上任，所有捂着的盖子被掀开，每天感染非典的病人数量开始在报纸上公开。父母亲哪里都去不了，只能每天呆在家里。他们每天最重要的活动，就是下午三点去小区报摊上买回一张当天的《北京晚报》，然后用笔抄下来那上面刊登着的当天感染非典人数和死亡人数，进行仔细对比分析。
因为我从事的是记者工作，所以常常还要戴着口罩出去采访。对父母亲来说，那恐怕是他们一生中最恐怖的日子。他们从早到晚担忧——出门采访的小儿子会不会也感染上这种要命的传染病、会不会也变成报纸上那些冷冰冰的数字之一！他们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用白醋蒸熏房间，让我换洗口罩，给我灌板蓝根冲剂，叮嘱我回家就洗手……
母亲甚至一度强硬地让我辞掉工作，跟他们一起先回湖南老家避避再说。但她的想法显然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时我们已经出不了北京了；即使回到家也得马上会被隔离。我们都成了让人闻之色变的“北京病人”。
那时，正是春色萌动的季节。路边的柳树抽出了茂盛的新枝，鲜花四处盛开，北京城飘满了杨树和柳树的飞絮。我们三人却成天呆在京郊一处闷热的出租屋内，共度了一个漫长而恐怖的春天。记忆如此之深刻，以至于以后每年的春天，我看到遍地似锦的繁花和四处飘散的飞絮，都有一种流泪的冲动。
报纸上感染非典的人数，从每天上百人减少到数十人，最后到了几个人。恐怖的日子慢慢过去了。父母亲耐不住寂寞，迫不及待地启程回家。回去后一个多月，就在电话里听说母亲病了——她脸色发白、腿上用手指一按一个凹坑。但家人刚开始瞒着我，我也没太在意。
又是一个多月过去了，父亲才告诉我，母亲得的是白血病。当时我正在宁波采访，工作一完后便连忙跑回湖南老家看望母亲。母亲正在医院住院，经过几次化疗后的她显得虚弱不堪。这时，我才回想起来，有一次我们去爬长城，平时身体一直不错的母亲，那天才爬了一半就全身虚汗、脸色惨白。
全家分析母亲得病的原因，觉得最大可能是几年前种植蘑菇的经历。我家原来住在本市繁华的资江桥头，1985年左右，政府为了修路进行搬迁，给了可怜的每平米几块钱的安置费，把我们甩到了荒郊野岭的边避之地。因为建房，家里欠了一屁股债，父母亲只得想尽办法赚钱还债。做了一辈子国家干部的他们，却在退休时干起了繁重的农家活，先后养过蝎子、种过蘑菇、喂过猪。其中，培育蘑菇种子时，要在炉子中长时间加热进行高温熏蒸，会产生大量有害的气体。开炉时，母亲要下到里面去取出一袋袋的蘑菇种子，因此常常被这种高温、有害的气体熏蒸，身体免疫力自然难免受到损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