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能更给人以比较精确的印象的比较，是另外一种：你可以拿这次2008年的地震和2003年的非典来比较，可以拿2008年和1998年的长江大水来比较，还可以和1987年的大兴安岭森林大火相比较，同样可以比较政府的反应，比较媒体的表现，这样三个比较就能看得很清楚。
首先是跟2003年非典比较。2003年政府先控制后公开，对媒体是先高压后放松，然后反思不够。从大的方面讲，这次对灾情报道没有控制，一开始也不是完全没有控制，但是很快突破，突破以后政府也没有再坚持，所以从效果来说是没有控制。但是反思不够是一样的。
1998年的长江洪水是先控制，一直控制，记者在前面发不出东西来，一直到九江决堤，在8月8号那一天《中国青年报》坚决报道长江决口险情，一下突破了，之后央视马上就接着突破。
再来看1987年，非主流媒体很少，但是党的媒体，无论是《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都派出强大的记者力量到大兴安岭第一线做报道。当年并没有实时的直播，密集信息的传播渠道也是没有的，但一线灾区的救灾情况报道是及时的，灾情也是清楚的，更加重要的是，1987年的反思既超过1998年的洪水反思，也超过2003年的非典反思。
举两个例子就明白了，一个是《中国青年报》的经典特写，《红色的警告》、《黑色的咏叹》和《绿色的悲哀》。再举个例子，当年全国好新闻一等奖是什么呢？《渎职者的窘境》，《解放军报》记者乔天富拍的，漠河县长在一片烧焦的树林里面，低头等待中央领导到达。
胡泳：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灾难报道仅仅是恢复到1987年的水平？
钱钢：还没有恢复到1987年。那年的大背景是十三大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还有满足人民的知情权，还有舆论监督，这几个概念都是产生在十三大以后。虽说大兴安岭火灾发生在十三大之前，但它是在政治体制改革大背景之下的一件事情。可以简单地说，今天中国新闻界的状况和唐山地震固然大不相同，也比非典有进步，比1998年有进步，进步的具体点，是对于灾情的充分展示，对灾情的惨烈状况的不掩饰、不删除、不遮蔽。以人为中心，以生命为中心，虽然不无作秀的成份，但有长足的进步。
胡泳：拿2008年同1987、1998和2003年相比，中国传媒似乎走过了一个U字型？今天还有什么有待进步的地方？
钱钢：有待进步的是反思，以及监督和调查性报道。虽然80年代没有今天的手机、网络、非主流媒体，没有那么多东西，但是中国传媒的发展路向是清楚的，这就是人民的知情权，它的核心价值是清楚的，就是人道主义。这是经过改革开放以后的数年间的思想斗争、思想冲击才形成的，而我恰恰就是这一时期的一个见证人，因为我就在那个时候，在1986年出版了《唐山大地震》，而《唐山大地震》恰好是以回归人，讲真话，讲人话，不讲假话，不讲鬼话为追求的一个东西。
看到这些例子，你就知道在80年代的中期，文化界、新闻界的核心理念即人道主义，这是非常清晰和坚定的，对于媒体的监督职责和要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清楚的，所以才有《中国青年报》那样好的报道。我们只是以灾害为例，不以灾害为例的话更多。这个U字型你概括得很准确，从80年代的走高到后来的跌落，然后现在又在缓慢地进步。
胡泳：我觉得你的这种观察特别有意思，而且可能也是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的，当我把问题指向汶川和唐山的对比的时候，其实你认为更多可以对比的是森林大火、长江大水、非典这样的事情。
钱钢：把它细分一点就看得清楚了，我们现在就是要避免拿一个最低分，因为唐山就是最低分。如果讲媒体是最低分，政府操作要另论，政府操作因为是一个准军事年代的东西，要另论，那当然也是最低分。
胡泳：就是说跌落到唐山的那种最低分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具体地来看，哪一项上我们取得了进步，哪一项上我们退步了，对吧？
钱钢：哪一项曾经达到一个进步的点，现在还有待努力才能达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