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那些西方世界的‘自由公民’，从小接受的都是西方价值的熏陶，多年的自由世界的宣传，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一辈中国人不断魔鬼化了，从这点来看西方自由世界与中国共产主义的官方宣传教育本身并没有多大的差异，也因此导致绝大部分西方人到中国后，很容易用一种黑白分明的思路、眼光来看待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这种黑白分明，就是将复杂的中国与西方关系予以过分的简单化：是要民主还是维持当前的专制统治？凡主张维持共产党治理的，就是不共戴天的共奴分子！凡是主张民主的，就是民主志士！
但真实的情况呢？这种黑白分明、简单化两极化的看法，今天已大大过时，完全不符中国过去三十年来的政治、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中国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现在的30年来，已从这种要么共产主义、要么资本主义的简单分化，转变到了“一民主义”的状况。
为什么我将其称作“一民主义”的中国呢？在1949年代以前，中国的政治主流事实上是“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而其中民族主义是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老一代人最高的理想之一，那个时代，他们目睹了中国怎么样受到西方东方列强的欺负，并艰难地复苏。他们有着很强的民族情怀，把统一富强的中国看作高于一切的政治目标。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在民族之崛起上本身没有分歧，他们的分歧之间在于如何达到这个目的时所应取的治理手段背后的意识形态的分歧。
尽管国、共两党多年的官方宣传，把彼此老一辈不断魔鬼化，实际上，两者大部分是很真诚的中华民族主义者。随着这些老人逐渐告别政治舞台，“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在无论在大陆还是在台湾都在逐渐淡化。这种淡化，有国内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所谓毛泽东思想事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斯大林主义与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调合物，也因此决定了他的保守倾向，而毛泽东思想在遭到怀疑的时候，与之相对的持开放态度的新改良运动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在那个时代人们迫切的需要改善生活条件和生活状态，在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后，人民要求的是发展经济，老百姓要求的是生活要富足。民族主义在这个时期显然不是当时人民最迫切的需求了，民生意识被启动，也正是这种开放态度，使中国在与西方世界交流过程中得到了正面刺激，一时间被斯大林主义形式的民主压抑的更符合于西方世界价值的民主概念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认同，中国与西方世界在1978年到1988年渡过了一个愉快的蜜月期，中国的政治主流从于是从“三民主义”变成“双民主义”民生、民主得到了高度认同，反倒是民族退到了一个次要位置去了。但西方世界却犯了急功近利的毛病，终于激起了保守势力的反弹，终于也就发生了1989年64运动这样的悲剧，也终于使西方民主再度成为中国的政治禁忌。中国的政治主流又再回到了“双民主义”民族意识重新抬头，虽然当时政府的解读是把他作为西方世界对共产主义的围堵来看的，事实上西方世界也的确是抱着这种冷战思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