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种务实的具有明显实用主义色彩的机会主义意识的支撑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双民主义”。如果他们看到民主，有助于维护他们已获得的民族和已取得的民生方面的实质好处，大多数人不会反对民主。如果“民主”会有损于他们的“双民主义”，他们一定会坚决抵制。而如果国际的形势、周边形势更有利于维持先现状，现状会增加他们的民族和民生的话，大部人也会选择维持现状。
这就给西方世界提出了新的挑战。如果华盛顿或者伦敦或者柏林或者巴黎的政策仍然是以民主主义作为卖点，那这个推销广告90%是浪费。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所有重大政策的出发点，都必须要照顾他们的“双民主义”。即使西方世界不愿推动中国的民族主义，也不能去伤害它，更不能跟它对着干，否则只会迎来更大的反弹。巴黎今年的举动已经给了西方世界一个大教训了。如果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政策，能够给对方更多的信心，即双方关系的处理，会有助于民族、民生的发展，那么双方间的互动还会良性地发展。甚至还可能会孕育出20世纪80年代的那种美好的感觉来，但如果伤害了中国人的“双民主义”，则只会刺激一种新形式的“一民主义”的出现，这或是最糟糕的结果。
什么是“新形式的一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高于一切的东西方的对立和冲突，事实上在中国的学界知识界已经有全盘否认西方化的倾向了，新一轮的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的泛起，比如前年的向文波事件比如宋鸿士的走红比如管理学界的要中国自己的管理学的诉求比如今年的抵制家乐福事件，都是值得西方世界注意和思考的。因为当前中国与西方世界未来的道路已经只剩下要么重新上演一幕美苏之间式的冷战，要么只有跟中国进行有效的国际合作和交流。这当然取决于西方世界对这两种政策的成本核算。如果西方世界认为跟中国继续国际合作将是最优求解，那么西方的政策能够瞄准民族主义和民生主义做文章，使西方世界的某些要求，能得到中国方面的良性配合，双方之间交往更频繁些，那么，中国国内的“中华民族主义”就会淡化，西方世界的民主概念也更容易为中国国民所了解和接受，那时他们的价值观也就真的推销出去了。
西方世界必须认清----双民主义才是中国的政治主流，这点对他们很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