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说明信息社会中政府竞争力的巨大作用，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2002年8月我在青岛参加人事部“WTO与公务员队伍建设”研讨会，会上听龙永图演讲，龙永图是我们贵州人。龙永图先生在90年代初是中国“复关”的首席谈判代表，龙先生说在加人世贸组织的谈判中，暴露了我国政府行政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最典型的就是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协调、互不通气、分兵把口给谈判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龙先生说，1994年中方谈判代表在日内瓦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密集谈判，想力争在1994年底以前进人关贸总协定，然后1995年成为世贸组织的创始成员。当时制定了非常周密的战略战术，准备从外围打起，先解决薄弱环节即中小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问题，然后解决欧盟问题，最后解决美国这个中心问题。在和澳大利亚、新西兰接触后，他们提出可以支持中国结束谈判，但有一条，就是必须解决羊毛出口到中国的配额问题，因为羊毛对澳大利亚、新西兰来讲，是最重要的出口产品。但羊毛在中国是政治上最敏感的产品，当时国务院在各个部门协调以后，给谈判代表团的授权是每年进口14.9万吨羊毛。澳大利亚、新西兰则要求他们出口到中国的羊毛最低量是每年18万吨，后来经过很艰苦的谈判，澳大利亚、新西兰把18万吨的要价降为17万吨。为了解决澳大利亚、新西兰问题，谈判代表团建议国内同意澳大利亚、新西兰经过妥协后的17万吨进口量，结果国内没有同意。参加谈判的农业部的人讲，羊毛进口关系我国少数民族的安定团结问题，因为羊毛主要是在内蒙、新疆地区生产，如果进口羊毛太多的话，将冲击国内羊毛市场，势必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的安定。这个大帽子一下来，谁都不敢说话了，后来就死顶住14.9吨的底线，一吨都不能增加。澳大利亚、新西兰看我们一点灵活性都没有，他们让了一万吨，而我们一吨都不让，所以就翻转身来成为美国最坚定的同盟者，和我们一搞到底。1994年我们的谈判就因为羊毛问题得罪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所以一开始就形成了被动的局面。龙永图先生非常感慨地说：如果我们进口羊毛的数量问题，是为了确保少数民族地区安定团结，那我们觉得不做让步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当谈判代表团1994年底回到北京，1995年1月份的海关数字出来以后，才得知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的羊毛，1994年正好是最多的一年，达到31万吨，远远超过澳大利亚、新西兰所要的18万吨、17万吨。大家就觉得很奇怪，这个14.9万吨的底线是怎么搞出来的，而且一吨都不能少？龙永图先生说，后来经过很多分析和研究才搞清楚，那个时候羊毛进口配额，一般贸易是国家计委管，一般贸易的进口可以进人中国市场；加工贸易是外经贸部管，就是羊毛进来以后，比如说在东莞的羊毛衣制造厂，加工成衣马上出口；其他一些特殊羊毛的进口，由其他部门管。结果各个部门分兵把口、互不通气、互不协调，搞不清楚我们一年到底进口多少羊毛，每个部门都要把住自己那一点东西，谁都不想讲出来自己管的范围到底进口了多少，最后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14.9万吨，而且还有小数点，好像很严肃、很准确。澳大利亚、新西兰不管你一般贸易也好，加工贸易也好，还是其他贸易形式，反正是他们出口就行了，但是我们各个部门之间互不协调、互不通气、分兵把口，结果造成很严重的问题。举这个例子，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当时有信息公开、协调统一的中央政府“一站式”电子政务，会不会出这样一个大世界级的笑话？就一定不会出了。如果当时我们拥有像美国那样发达的电子政务，政府必须上网办公，各种信息都在网上公布，那么到底应该、能够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进口多少羊毛，这个数据就容易计算出来了。这个例子说明你这个政府缺乏竞争力，缺乏电子政务武装起来的强大竞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