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曾这么总结夏、商、周、秦、汉的治国方略（见《史记卷八·高祖本记第八》）：
夏代主要在一个“忠”字（诚信笃厚）；
商代主要在一个“敬”字（敬天、敬神、敬祖先）；
周代主要在一个“文”字（礼乐制度）；
秦代主要在一个“刑”字（刑法）；
汉代又改用“忠”字，同时辅以“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细心研究，这里的所有“方略”都没有离开亲情文化的政治理念——
维护“家长”地位，保护“家族”利益。
其实，探究汉以后的中国历代王朝，大体上都没有脱离以上四种治国“方略”，而这四种治国方略，又早在孔孟那里留下原始模式——
齐景公问孔子如何治理国家，孔子答：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意即以亲情文化为核心管理“国”与“家”。）
之后，孔子的信徒，又作了进一步的发展：
——“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
——“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运于掌上。”（《孟子·公孙丑上》）
——“家齐而后国治。”（《大学》）
——“天无二日，
……
再往后，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宋·岳珂《桯史·徐铉入聘》）
书生们的话都说白了，老百姓就更不需要绕弯子：
——“一寨不容二主，一山不容二王。”
——“一个槽里拴不得两头老叫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