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以降，随着社会经济制度及政治环境的巨大变迁，在外洋文化的冲击之下，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之下，塾师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岌岌可危。社会认同在丧失，经济地位在下降。传统文人不仅失去了实现理想抱负的期望，也失去了通过传承文化立业养家的基础。
私塾的没落伴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在一定意义上，私塾没落是封建王朝没落的表征。作为传承传统文化传承的民间机构，私塾的意识形态职能在很大程度上服从于政治机器运转的需要。当封建制度在现代化冲击下风雨飘摇之时，私塾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能必将随之衰落。
塾师的消失是西方武力和文化入侵的结果，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落后挨打的中国文化自我觉醒并谋求变革和发展的结果。18世纪前中国经济尚处于世界前列，而18世纪之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一天天落后了。中西社会经济发展的差距，归根到底在于技术发展路径的差距。在林毅夫看来，18世纪之前的技术进步，依赖的是经验积累。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人数众多的具有丰富经验的工匠意味着技术进步基础的广泛。由此，中国取得了技术进步的优势进而取得经济增长的优势。18世纪之后，技术进步主要依赖科学发展，而科学发展又依赖于理性的进步。在西方，经过新教改革，理性化推动了科学研究的发展，从而为技术进步奠定了良好的观念基础。而在中国，由于没有经历理性发展的过程，科学发展缺乏观念的根基，于是，技术进步及经济发展逐渐落后。18世纪以来中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滞后的一个直接原因是，科举制度将社会精英集中于纯粹意识形态研究之中，四书五经和八股文的研究占有了大量社会资源。虽然这些东西对于传统文化的延续及社会制度的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对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却有百害而无一利。于是，科举制度成为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
在闭关锁国的长期历史中，中国一直满足于自己泱泱大国的幻想，满足于自己世界中心的美梦。直到18世纪中叶，当八国联军的铁船巨炮打开中国大门，中国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落后，意识到落后就要挨打，意识到要转变经济社会的落后状态首先需要转变的是观念和教育的落后。于是，新学开始引进。但是，私塾毕竟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尽管西方文化随着其坚船利炮和廉价商品汹涌而入，但文化的演变毕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戊戌新政及随后的历次变法和教育改革中，传统文化不断被削弱，私塾的根基不断被掏空，但凭借与农耕文化根深蒂固的结合，私塾和塾师还是一直在苟延残喘。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新中国的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