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营报》：2007年上半年，在一次“学术讲演”上，你表态，在医改领域，政府要尊重市场，不能通过行政手段干预药价，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比市场更聪明。这个带有“市场主导派”意味的鲜明观点随即遭遇公众的激烈反驳。当时有一篇文章很不客气地批评，“作为有一定话语权的北大副校长即使不肯为百姓的利益奔走呼号，恐怕也不应该说那些伤害老百姓的话”。
海闻：我认为他们没有很好理解我的意思，我的话就是为老百姓的根本利益着想的。简单打比方说，现在有个病人需要救治，有人说该吃某某药，假如我也是医生，这时我站出来指出吃这药不对。你不能说我不让吃这个药就是不关心病人吧。经济学家的责任不是简单地附和公众期望，不是去争取选票，不能只拣好听的说。经济学家必须遵循经济规律，怎么能够真正符合老百姓的利益就怎么讲，而不是怎么流行怎么讲。
医改关系到最广泛公众的长远利益，不是单纯把药价降下来就能彻底解决问题。我坚持我的观点：医疗改革的重点不是要一味地把价格降下来，不是简单地把贵变成便宜，而是一方面解决“谁来支付”的问题，另一方面解决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不是说医疗费便宜就是好，改革开放前东西样样便宜，但那时市场上没东西可买啊，价格在市场经济里不仅仅是对消费者的信号，更是对生产者的重要信号。
在市场经济中，生产要素都会对价格的变动作出反应。如果一味地把医疗价格压下来，那么就意味着这个行业会逐渐失去吸引力，资源就不往这里流动，就不会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去从事医疗事业。短期大家觉得不错，用不了几年又会出现“缺医少药”的状况，从长远来讲对老百姓是更大的伤害。再回到“一根针一把草”的年代，我们愿意吗？
《中国经营报》：药价虚高不下导致的直接后果是“看病贵”，公众对此意见很大，“看病贵”是医改遭遇的核心命题之一。
海闻：其实我们的医疗不是一个简单的贵与不贵的问题。与国际上相比，我们的医疗费用并不是很高。但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贵呢？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我们的自费比例太大。过去的十几年中，个人现金支出占整个医疗卫生支出的比重从30％左右增加到了60％左右。这是一个严重的支付结构问题。自费比例太大，老百姓难以承受。在美国看病也是动辄数百美元，可是大部分由保险公司或政府承担，自己只付20~30美元。中国看病的绝对价格并不很高，但大部分要自己支付。一旦生病，病人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就比别的国家高很多。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元，动个手术要一次性拿出几千元甚至上万元，这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笔很大的支出。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看病，不但穷人叫贵，连生活较为富裕的人也叫贵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自费比重太大时，使得医院的确有条件利用信息不对称和自己的垄断地位来收取高费用。不像保险公司或政府，病人没有能力和实力来与医院讨价还价和监督医院的收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