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中国，学前教育还未被列入国家义务教育体系，国家似乎也没有把学前教育当作国家发展战略的一部分，因此很多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对幼儿教育的投入，反倒以所谓“社会化”和“公平化”的名义，试图把过去形成的并不完善的幼教体系市场化，要把公立幼儿园这一公益性事业关停并转、出租出售。政坛明星仇和就是学前教育市场化的急先锋。几年前，他主政的江苏宿迁就将全市337家幼儿园全部改制为民营，一度出现教师收入下降，师资流失等现象。然而，“仇和式教改”依然是他不变的痴情。
这不，仇和在主政昆明以后，今年2月26日，昆明市委市政府就联合下发关于教育改革的文件，这标志着“仇和式教改”在昆明开始启动。根据文件精神，学前教育改制这一块被政府部署为首要目标，总体任务是，到2010年民办学前教育比重要占到90%以上。（3月29日《21世纪经济报道》）
此举一出，争议之声四起。尽管赞成者有之，认为仇和的举措有利于促进教育公平化；然而反对者更多，认为这样的改革过于强调学前教育是非义务教育，过于依赖社会力量兴办幼儿园，没有真正将幼教纳入公共产品的范畴；不过，虽然议论纷纷，但仇和的改革原则是“不争议”，于是，“仇和式教改”照样还是在昆明展开了。 在昆明，仇和凭他的铁腕和权力，其“仇和式教改”也许可以在“不争议”中展开，但这种“不争议”却是非常可怕的，背后体现的是一种权力的专制思想。如果其教改的大方向没有出现偏差侥幸教改能获得成功还好说，如果大方向从根本上就出现了问题，却一味提倡什么“不争议”，不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讨论，等教改走进了死胡同，他仇大人可以不痛不痒地检讨几句，而成千上万受到损失的老百姓利益，谁又来补偿呢？又怎么能补偿得了呢？要知道，教育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其改革关系着千家万户的利益，“仇和式教改”不但会在昆明产生影响，也很可能会在全国带来一定的“示范效应”。 今年3月，听说幼儿园要从公办改为民办，由于担忧现有待遇无法保证，深圳22家公办幼儿园的老师集体停课。谁又能说，深圳的这一事件与“仇和式教改”的“示范效应”一定没有必然联系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