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明的发展与未来走向，事实是我们很多的评论者都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原因是他们在考察问题是所动用的观察视点有限。因为他们没有将今天的思想的发展放在“历史”的全面的范围内来研究,而是孤立的将其放在“今天”这个局部来予以研究的.关于这点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因此，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同样这个观点在考察我们的文明和思想的发展阶段上也是有助益的和有价值的。
翻翻文明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今天的我们只是在重复我们的前人昨天的故事而已，1989年，是苏维埃帝国崩溃的一年，共产主义失败了。由那时起自由市场和民主体制似乎即将横扫一切。那年夏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华盛顿《国家利益》(The National Interest)杂志上发表的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抓住了这一时期的精髓。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是指未来不再会有什么伟大事件，而是说西方世界获得了意识形态的胜利。他声称：“自由民主可能是人类意识形态进化史的终结点。”
虽然对福山观点的驳斥很快就成了一时风尚，但自那时起，福山观点的一个变种对美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思维的逻辑是这样的。作为一种经济系统，共产主义失败了。俄罗斯与中国不得不接受自由市场。经济自由将在未来带来政治自由。自由的经济将产生新的力量和矛盾，使威权政治制度难以维持。
新科技的诞生和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将这场辩论带到了一个新的层面。1993年，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表示，事实证明，通讯科技的进步“是对极权主义政权的一个明确威胁。”2000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宣称，通过“手机和有线Modem”，自由的传播将势不可挡。
他们推崇古典思想对普遍性所持的非历史观点，强烈信奉存在着超越历史、民族、特定文化传统的普遍价值，且这种普遍价值在对柏拉图著作的解读中呈现出来。在他们那里，道德和法律束缚并没有回来，不同的民族和文化之争已经不再是多元文化之争，而是高尚与卑鄙、美好与丑恶、文明与野蛮之争。特别是西方价值的极端推崇者新保守派，他们一方面主张读文本，以六经注的方式来诠释古典思想，立足所谓“西方传统”、将传统重新诠释成对己有利的东西。另一方面又采取浓厚的尼采主义倾向，认为“价值普遍性”是需要采取政治手段从外部强行指定的、主张对持有异议的社会进行干涉。正是新保守派基于这样的政治哲学，他们加强对自己传统的认可，对那些他们认为野蛮和丑恶的文化要进行干涉，这个也就是他们主张对外推广民主的哲学源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