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来，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在不断地进行，取得了不少的成效。中国经济连续高速度增长，人民生活日益改善，国家实力日益增强，就说明总体上我国的政治体制是在动态中基本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的。但是，无庸置疑，现行政治体制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与人民群众日益增强的民主诉求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严重矛盾。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群体性闹事事件的不断发生，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突出表现。如何解决？倒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
深化，深化些什么？
政治体制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二是政府行政体制。这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但领导制度是核心，是决策体制，而行政体制是从属于领导制度的执行体制。
很显然，最根本的还是要解决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中存在的弊端。这个层面要改革的内容很多，20多年来也有不少改革，在某些方面还取得了成效。现在的问题是怎样进行深层次的改革。而所谓深层次的改革,就是要涉及权力和利益，即如何制衡权力和如何公平利益。现实生活中，一是高度集中的权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约、监督和制衡，官员的腐败既猖獗又泛滥，还在不断地披上“合法”外衣；二是改革开放带来的利益的分配极不均衡，造成的贫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先富没有能够像预期的那样很好地带动后富，社会的不公平比过去更加凸显，引起了部分人民群众的强烈不满。因此，深化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为要害的问题，一言以蔽之，就是一要分权，二要分利。怎样分？这就必须创造适合中国国情的权力制衡体制和机制。
应当实事求是地说，我国不是没有权力制衡体制和机制。但是，由于领导制度是高度集中统一的，因此在具体运行过程中，制衡的机制内化为服从和补充的机制。也就是说，形式上存在着制衡，实质上并没有也不可能起到制衡的作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从反右扩大化、三面红旗的产生直至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就足以证明制衡机制失效。还有一个具体事例：安徽有条高速公路，低价卖掉又高价收回，这一折腾就让国资流失了12亿元（2月28日《新京报》）；经贸委系统一位干部牵线高速收购，用100美元也就是七八百元，购买3％的股权，公路被回购后，他获得丰厚利润——4000万元。蛋糕的大小是相对的，少数人暴富，就有多数人“承受损失”；那条高速公路在一番变脸操作之后，带给百姓的是额外增加的28年“继续收费”。那么，这条高速公路变成“高速肥私公路”的主因是什么呢？国家审计报告说得明白，是“安徽省政府违规压低评估价格低价转让，两年半后又违规高价收回”。在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省一级政府还能公然如此违规，足以说明我们平时津津乐道、引以自豪的监督制约机制根本就是聋子耳朵－－摆设。事实再次说明，如果不从根子上建立权力制衡体制，那么，各级政府的违规行为谁都无法预防之、制止之。
毛＃泽＃东在谈到苏联斯大林的严重错误时，就说过：这种事情在欧美是不可能发生的。邓小平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教训时，也说过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事情，在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发生的。这就说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功地对权力实现了制衡。他们的政治制衡体制和机制是有效的。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两个成功的东西，一是市场经济，二是政治制衡。邓小平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将市场经济这种属于资源配置的手段和方法，从资本主义制度中剥离出来，让它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使其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服务，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今天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如何有效制衡权力？一定要学习邓小平的大智大勇，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和机制加以剥离，区分哪些是属于资本主义特性的东西，哪些是属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适性的现代文明成果。对于前者予以坚决扬弃，对于后者则需要认真吸收。就像市场经济那样，让其成为社会主义高度民主政治的一部分，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有效分权和分利的体制和机制。
当然这种改革难度很大，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不仅需要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巨大胆略和气魄，也需要周恩来那样的谨慎和细致。应该先有一个总的蓝图和实施规划，然后，先搞试点，由易到难，由标到本，最后进行总体推进。如能这样，则中国幸甚，中国人民幸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