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能源、教育、医疗需求倍增
由于沿海地区快速发展，再加上官僚体系的贪腐，中国的贫富差距更创下历史新高。吉尼系数是观察贫富差距的主要指标，依据中共官方统计，二○○四年吉尼系数是○．四五；学者调查，如果加计非法收入，吉尼系数接近○．五，这已经到达临界点了。
未来几年，移往都市的农民工会越来越多。依麦肯锡顾问公司推估，二○二五年前，中国都市人口将增加三亿五千万人，其中二亿四千万人自农村移入都市，不仅能源需求量倍增，水的需求量也倍增，此外，新移民还有教育医疗需求。
贫富差距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有。中国改革30年来最大的经济决策失误就是：既没有将农村土地所有权分给农民，也没有将工厂所有权分给工人。只将土地承包给农民，城镇化时随时低价收回，并给予农民连基本生存费用都达到的低额补偿；让工人下岗，给予每月不到300元的低保，工人连吃青菜的钱都不够。建国以来，依旧让占全国90%以上的人口成为无产阶级。很多学者呼吁推行土地私有化，进行第二次土地革命。
事实上中国政府也陆续进行相似的探索。比如林地制度改革。我们认为，将林地完全分给农业工人和农民，这是最彻底也是最有效率的改革。让每个人成为有产者，这就是最大的公有制，也是最有效率的公有制。
北京灰蒙蒙的空气一直是个问题。杜大伟的小孩就读北京的国际学校，最近因为空气品质不佳而停止户外教学活动。但杜大伟说，如果与二十年前相比，北京现在的空气品质好很多，因为现在禁止烧煤炭，车辆也有管制，空气品质逐渐稳定。
杜大伟虽然居住在中国，但仅靠看看官方统计就下结论，当然与实际相差太远。其实他只要走进北京的外来人口居住的密集区域，他就不会低估已经流入城镇的农村人口数量。北京1200万户籍人口，共占有移动用户840万户，人均拥有率为70%。剩下的758万户由外来人口拥有。由于外来人口大部是劳动力，其手机拥有率高于本地人口，为90%。这意味着北京至少有842万外来人口。因此，整个北京保守估计的总人口就有2000万。
改革土地和户籍制度，对进城的农村人实际同等的教育、就业、居住、医疗等一系列制度。这种深层次的改革，不但可以保护中国的总体环境，也将使中国经济迅速成为一元经济。二元经济的代价就是农民不断将从城镇挣来的钱在农村建房，城镇预期城市化进程加速而不断高额投资房地产。仅此对城市化预期不同所造成的房地产固定资产投资净损失，全国就高达5万亿元人民币。这种无效投资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对此类问题有兴趣的读者，详请参见本人的专题论文――《中国经济增长的代价――制度成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