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改革三十年随笔）
我为什么始终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
文/汪华斌
‘身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我从小就把革命烈士当成自己的榜样，再加上我又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小山沟里；所以思想一直相当单纯，除了‘努力学习’和‘为人民服务’外；竟然什么社会关系和人情世故都不懂。上大学时，‘穿了三条裤子都能看到漆盖头’的我都不在乎；依然故我地学习。‘学习’使我成为拥有知识的娇娇者，然而身逢‘改革’的我却是屡次‘改革’的利益缺损者；结果改革三十年中的我永远是改革利益的分母，从没有当过一次改革利益的分子。我为什么始终是改革的利益缺损者，我自己当然也是屡屡想不通；因为我按照党的原则和知识的真理去做，从不附和领导与权势。最近在国内外朋友的帮助总结下，我才知道自己在改革中屡屡失败的原因；那就是我依然把‘改革’看成是为‘公’的目标，结果屡次改革不为‘私’的我；自然总在改革中吃亏。
我是在改革时参加工作和真正走上社会的，所以吃苦耐劳是我的一贯品质；因而赢得了上下的好评，自然对我也就特别重视。当时的改革开放刚开始，领导们就要我拿改革方案；我也没有谦虚，硬是自己把改革方案拿出来了。没有人敢说我的改革方案不好，但私下里却对我找碴的不少。原来我们的改革方案是从精简机构开始，使机关人浮于事的现状得到改善；谁知这侵犯的是权力者的利益。机关干部有谁不是关系，又有谁不是权力者；结果领导公布我的改革方案，实际是把我置于公众的矛盾中。在这样内外交困中，我被从机关直接调到职工学校闲置起来了。
我在职工学校闲置了几年，正赶上我国重视产品质量的年代；因为产品质量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搞上去的，我一个质量管理的高才生闲置肯定还是有人为我说话；结果我一下子就直接到了工序控制工程师岗位。我没有辜负为我说话人的期望，二年时间我的工序控制成效就全国闻名；所以风光的是领导，而我依然在埋头工作。然而这时我又没有跟上改革的步伐，使我在创质量管理奖上又与领导拉开了差距。
原来是我们的工序控制出名了，领导就想顺便创质量管理奖；本来这应该是不矛盾的，但形式主义的‘创奖’却使我对它反感。由于‘创奖’是形式主义为主，而工序控制又是一个实际工作；结果在很多场合我与领导的矛盾爆发了，我再一次被贬到了职工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