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体制内的人都以为自己是精英，但实际上这些精英是很愚蠢的。这些体制内的诗人、作家都很搞笑，其中山东作协副主席写了一首很著名诗,当时很轰动。
那时候的市场经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很多方面是被行政垄断的，比如土地等资源国家垄断，国有企业行政垄断，证券市场新股发行行政垄断……
那时候的体制压抑了民生，由于体制原因，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往往要从体制内的一小搓精英中产生。这让普通民众无法拥有美国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那样从平民到总统的梦想。由于体制的原因，政府对言论进行管制，网警是那个时代诞生的。这扼杀了当代鲁讯的产生。也由于体制的原因，这个社会上的真正成功者，往往都是体制内的官僚。因为官办经济比重占了国民经济大半江山。这使得体制外的人失去了很多机会。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买彩票中大奖。
那时候在中国人权”这词很敏感的，因为有一个国家（美国）经常在国际上无端指责中国人权状况。关于人权，精英们认为生存权是最大的人权。曾任外交部长的李肇星这样说过：“我挨饿过，我知道什么是人权，你挨饿过吗？”
那时候的人喜欢迁徙，每年的春运就是一道风景，春运时买张火车票通常要排好几天队的。
那时候的经济适用房是专门买给有钱人的。
那时候的中国人很勤劳，但很多勤劳的中国人一样不富有，因为一个公平的社会秩序才是财富之源。
那时候的人与人之间是不信任的，病人不相信医生，学生不相信老师，群众不相信干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最需要防范的就是人。防盗门、防盗窗在那个时候卖的很火；你要时刻担心自己的单车被别人顺走，卖东西你要防备是不是假货，接到手机短消息你要随时要防备是不是诈骗…………
那时候的宪法是规定了“公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权力的。但那时候的国家是不从这一侧面反映了国家的民主化程度的。虽然服务行业发达也能反映一个国家的民主程度，但中国不从这方面反映其民主程度的。
那时候的中国有三个基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一个是股市上如何保护投资者利益；一个是中国男足如何出线；还有一个就是贪污腐败的问题。
那时候的中国人只会单方面的思考，那个时候的人研究股市的的只研究股市，管理交通的仅仅想的是交通，管理医疗卫生的的也仅仅思考的是医疗卫生，他们根本不会从宏观上系统的进行思考，所制定的政策往往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因为那个时代是慎言政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