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开始从事新闻工作的时候是在一家全国性的杂志社当记者。当时，该杂志社里有一个叫做克劳斯·施密特（ClausSchmidt）年纪在55岁左右的人。在我眼里，克劳斯是那种最典型的新闻从业人员：时有债世嫉俗的举动，对一切充满好奇，浑身活力四射，而且经常大大咧咧地跟人开善意的玩笑。他撰写的封面文章和专题文章非常有冲击力，其写作速度之快、文章之雅致是我望尘莫及的。我一直感到迷惑不解的是，他从来没有被提拔为执行主编。
为什么有些人历经千难万苦从不畏缩和动摇？为什么有些人则在困难面前一蹶不振？就拿克劳斯·施密特来说吧，他遭遇到那么多不测后完全有可能做出和现在迎然不同的反应。确实，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也常常看到：有的人被解雇后似乎再也找不回信心；有的人离婚后很长一段时间都非常消沉。为什么会这样？使人们渡过生活难关的复原力（resilience）到低是什么？我们大家都在寻求着这些问题的答案。
自从我在小学里第一次听到有关纳粹屠刀下的犹太幸存者的事，上述问题就让我十分着迷。后来读大学时，以及在我后来作为波士顿精神分析学会暨学院（BostonPsychoanalyticSocietyandInstitute）的研究员时，我再次研究了“复原力”这个课题。然而，近来，我又带着新的紧迫感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因为近期出现的恐怖袭击事件、战争以及经济衰退已经使我认识到，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必要去认识和理解“复原力”。我既深人思考了个人复原力的本质是什么，也探究了是什么使得一些组织整体上比其他组织更有复原力。为什么一些人和一些公司经受不住压力而垮掉了？又是什么使得其他人和其他公司最终振作起来？
